周天勇：新一轮大部制的机构改革，一定要吸取过去的教训。发改委成立之初是让它抓宏观，现在演变成具体审批项目的。当初叫发展和改革委，现在看这个委光是抓发展很少谈改革，特别是最近这十年，发改委对改革的耽误是很大的。

　　如果要成立一个机构来进行负责改革的顶层设计，我个人建议不要再搞什么部委了，可以成立一个由国务院总理直接牵头的跨部门联席制的体制改革管理办公室。我这里所说的联席制度，既是国务院的，又是党中央的，横跨党政两个口子。党中央和国务院联合的体制改革办公室来推改革，才是强力部门。

　　这个办公室主要做三件事：设计方案，推进实施、监督反馈。它的职能应该是一个闭环的，不能只设计方案，而不去监管方案实施的效果如何。要去跟踪这个方案在实施时有没有什么问题，需不需要微调。另外还要履行监督职能，如果没有监督，改革方案很容易变成一纸空文。

　　为地方改革提供空间

　　《21世纪》：还有种声音认为，现在推进改革所面临的局面，已非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初启时那么简单。现有既得利益阶层已有坐大之势，即便有一个超脱的机构来做改革顶层设计，也可能会因既得利益阶层阻挠而难以推进，对此您怎么看？

　　王贵秀：没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改革这么难的症结所在。改革难，不在于老百姓反对改革，而难在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利益。现在同上世纪八十年代不同了，当时还没形成那么庞大的既得利益群体，我把这个阶层称之为“权贵既得利益阶层”。这个群体现在已经变得非常自觉，知道改革的目标就是针对自己，改革就是要革掉他们的既得利益。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财产申报为什么一直推迟？阻力在哪里？大家都很清楚。

　　周天勇：既得利益群体对改革的阻力确实越来越强。比如部门利益在坐大，部门太多、条规太多，部门利用自己的部门立法来收权，搞权力集中，地方没法干事。有些改革光靠地方是做不了的，比如银行改革地方就没法做，监管部门对于银行准入不放开，地方怎么弄？

　　王长江：我认为改革的勇气正体现在顶层方案的设计上，说穿了就是你上面应该动了。以前的改革路径已经走到了天花板，你现在敢不敢放开，给大家提供一个改革的平台，让大家去试去闯，在地方改革的基础上形成一些共性的东西？要越过既得利益阶层，科学规划体制本来应有的运行规范。我一直强调，所谓的改革方案不是中央的事，也不是一个部门的事，更不是一个所谓详尽的改革方案，关键是要给下面的探索提供空间。因为改革的动力主要来自基层、来自一线，它们需要直面各种矛盾挑战。基层即使是为了自己的生存，也要想方设法改变现状。对于基层而言，改革的动力是天生的。

　　现在地方改革主导者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探索时，很容易碰到天花板。部门有各种规定，权力又大，可以随意把责任和风险推卸给基层改革者，这就导致地方改革推力不足。中央必须要给地方改革提供空间。其实好多地方近年来陆续有一些改革的探索，但都被上级主管部门否定了。

来源:台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