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地的生活虽然异常艰苦，但也成为他锻炼成长、施展才干的第一个舞台。为增加农田面积，寒冬农闲时节，他带领乡亲们修筑淤地坝，每次都带头赤脚站在冰中凿冰清理坝基。他组织村里铁匠成立铁业社，打造的农具既能自给自足，又能卖到附近村庄增加集体收入。他在报纸上看到四川在搞沼气，就跑去取经，回村修建了陕北第一口沼气池，带领村民建成了全省第一个沼气化村，解决了村民做饭、照明困难。他把村里分配给知青的白面馒头分给乡亲们吃，自己吃糠窝窝。北京曾奖励给知青先进人物一辆带斗的三轮摩托车，那时在当地是十分稀罕的，他却设法换成手扶拖拉机和磨面机、扬场机、抽水机等农用工具给乡亲们用。

　　尽管学业中断了，但习近平对知识的渴望始终如一，读书自学不辍。下乡来梁家河时，他随身带了沉甸甸的一箱书。白天干活，劳动休息时在看书，放羊时也在黄土高坡上看书……到了晚上就在煤油灯下苦读到深夜。在村民的记忆中，习近平经常边吃饭边看“砖头一样厚的书”。

　　1975年，习近平被推荐到清华大学读书。离开的那天，全村人排起长队为他送行，很多人不舍地哭了，不少村民送他走了一程又一程。老乡们还送给他一个镶着“贫下中农的好书记”的镜框，表达对他的由衷赞誉。

　　离开陕北后，习近平始终牵挂着那里的乡亲们。他先后帮村里通了电、修了桥、翻建了小学。任福州市委书记时，他专程回到梁家河挨家挨户看望，为贫穷老人带去了慰问金，给孩子们带去了新书包、文具和用来提醒上学时间的闹钟。他任福建省领导时，还把身患重病的农民朋友接到福建治病，自己掏钱支付全部费用。

　　7年的农村生活、7年的甘苦与共，这段与黄土高原纯朴乡亲摸爬滚打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岁月，不仅让习近平和当地老百姓结下了深厚情谊，也使他深切了解到什么是中国的农村、什么是老百姓的喜怒哀乐、什么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他对人民的深情和对脚下这片土地的担当，深深融入到他的人生追求之中。

　　他曾坦诚地说，在他的一生中，对他帮助最大的“一是革命老前辈，一是我那陕北的老乡们”。不到16岁来到黄土地时，他曾一度迷惘、彷徨；22岁离开黄土地时，他已经有了坚定的人生目标——“要为人民做实事”。

　　1979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习近平到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1982年，当一些年轻人开始下海经商、出国留学的时候，他却主动放弃北京的优越条件，来到河北正定县任职。这个县1981年人均收入不到150元。刚开始，不少人对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县委副书记将信将疑。低调务实的他，住在办公室，吃在大食堂，和大家一起排队打饭，一起蹲在树下吃饭聊天，并总是骑着自行车往乡下跑，深入到老百姓当中拉家常、问寒暖，很快就和大家打成一片。

　　群众，在习近平心中有着最重的分量。基层，是他去的最多的地方。

　　1988年，习近平到福建宁德担任地委书记。宁德是当时中国18个连片贫困地区之一。为跑遍这里的乡村，他经常一连数日坐着吉普车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常常颠得连腰都直不起来，有时腰疼得一时下不了车。在不通公路的偏远山区，他就踩着泥泞湿滑的危险山路步行进去，其中有个乡叫下党，他从早上7点半走到中午12点多才进到乡里，受到最为热情隆重的欢迎，乡里百姓说他是“到过这里最大的官”。他推动改造了几千村民世代居住的茅草房，为祖祖辈辈漂泊海上的船民在岸上修建了住房，使他们可以下海打渔、上岸居住，安居乐业。

　　在宁德时，他提出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政策宣传下基层的“四下基层”要求。到福州后，他建立了领导干部下访接待群众制度，走遍福州五区八县。他曾经带领福州市区领导，两天接待逾700位来访群众，当场拍板、限期解决近200件问题。后来他又在浙江大力推行这项制度。他说，“下访接待群众是考验领导干部能力和水准的大考场，来访群众是考官，信访案件是考题，群众满意是答案”。2003年9月，他带着浙江省三级主要领导，到问题多、矛盾集中、群众意见比较大的浦江县接待来访群众，并明确要求预先告示、广而告之。以浦江下访为序幕，浙江全面开展了领导干部下访活动，全省各级普遍建立了领导下访的长效机制。

来源:深圳特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