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们来说，现在几个参数都存在一定问题，大参数有三个：缴费率(缴费占工资总额的比例)、替代率(退休时养老金占退休前工资收入的比例)，以及赡养率(离退休人员占在职缴费人数的比例)。这三个参数是决定制度能否平衡的关键。

　　先说替代率，我们现在连续每年上调养老待遇水平10%，2013年已是第九年了。即使这样，替代率下降的速率还是挺快，赶不上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所以这个参数是动不了的，不能人为下调，上调都来不及呢，而且现在要扩大内需扩大消费，转变增长方式，怎么能做相反的事情呢？

　　再看缴费率，我们是28%，个人8%，单位20%，这个已经是全世界最高的行列了，估计在前十名。再加上五险、企业年金、住房公积金的话，占到工资的百分之七八十。对于企业竞争力，对于职工的消费能力，都是问题，上调也是不可能的。

　　现在能够调整的就是赡养率了，而稀释赡养率的因素主要就是退休的时点问题。人的寿命延长了，退休年龄不延长，赡养率就提高，要稀释赡养率，就要让退休年龄和寿命预期挂起钩来。另外，现在我国的受教育年龄长了，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扩招规模越来越大，受教育的程度越来越高，青年人平均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点大大推迟了；另外，服务业逐渐发达，劳动强度逐渐降低，很多工种都消失了，科学技术越来越发达，计算机技术日益普及，对人类延长劳动时间提供了客观条件；最后，就业多样化、远程化、家庭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非正规性的就业群体越来越大，这个群体并呈高智商化，要实现他们的理想和多赚钱，要更多地“收回”他们父母对他的“资本投入”，这是这些群体的一个工作特征。所有这些都为延迟退休创造了客观条件，提出了内在需求。

　　欧洲一些国家，规定67岁左右退休，目的就是维持一定的替代率不变。否则，就要降低替代率，或是提高缴费，或是提高退休年龄。这是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导致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南都：对于延迟退休也有反对的声音。

　　郑秉文：在反对延迟退休年龄的各种声音中，相当一部分原因是出于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没有参加养老保险改革的现状，进而表达对社会不公的不满，甚至认为，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本来就没有参加养老保险改革，他们不用缴费，但养老金水平却高于企业一倍以上，如再让企业工人延迟退休年龄，这显然是不合理的。还有一部分是因为工厂效益不好，上班挣不到钱，还不如退休有保障。还有一部分群体，他们没有正经工作，完全靠自己的积蓄或拆借来缴纳保险费，他们眼巴巴就指望着早点退休拿退休金有个保障呢。对这些弱势群体，要善用其他社会救助制度施以援救之手，要重视发挥其他福利制度的作用。

　　中国是唯一将养老金存在银行的国家

　　南都：你刚提到我们的养老金大部分放在银行里，跑不赢CPI，这方面有数据吗？

　　郑秉文：保值、增值有四层含义，第一层是票面要保值，第二是跑赢CPI，第三是与现成的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的投资收益率作为参照形成的差额，第四个是投资收益率要跑赢工资平均增长率。

　　所谓票面保值，是指投资不能有失误，投资1元钱，收回9毛钱，这就是票面损失。跑赢CPI，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现在的投资体制太落后，只有1%的资产是买了国库券，99%都是存银行，利息太低了，年年都呈负利率。从世界范围看，养老保险基金要么是购买国债(美国等代表)，要么是采用市场化投资运作(加拿大等为代表)，只有这两个模式，中国是唯一存银行的国家，全世界独此一家，利率是全世界最低的社保制度，年均收益率不到2%，但中国年均通货膨胀率却远远高于这个数据。

　　有一个非常现成和直观的比较，就是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的投资收益率可以成为身边的一个参照。2012年6月份公布的年度报告显示，全国社保基金自成立以来的累计投资收益额为2846亿元，年均投资收益率达8.4%。这是一个参照，国外社保基金投资收益率一般都有一个参照。按照8.4%这个参照，我们的社会保险基金也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也罢，每年的损失高达五六个百分点，这是一个天文数字。在计算损失时，还有一个参照，这个参照物就更高了，就是工资的增长率。在以往几十年平均工资增长率达14.1%的情况下，收益率不到2%，意味着面对巨大的福利损失，这个福利损失就是替代率的损失，可以将其看做是没有分享到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成果。打个比方：你是1992年参保并缴费的，2012年，当时你每月工资200元，200元的8%给你攒起来了，放在账户里，每月按不到2%的利率给你计息，到2012年，连本带利能变成你现在工资的8%吗？显然不可能！恐怕连0.8%都到不了，这就是福利损失问题，用替代率的办法一算就明白了。

来源:南方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