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中产阶层薄弱，城乡居民财产差距呈显著扩大趋势、房产差距突出。财产分配及与之伴随的收入分配往往具有一种“马太效应”，容易导致富者越富，穷者越穷，财产分布不均等造成的差距还可以代际相传，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收入分配的差距与财产分布的差距又互为因果，且很容易形成所谓“正反馈”而不断自我加剧。对我国财产分布差距在短期内迅速扩大的现象应保持警惕，并制定适宜的因应措施和前瞻对策。

　　垄断企业应进入国民收入分配“大循环”

　　南都：你还提到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存在“国企的资产收益对于公共福利贡献较弱”的问题，目前国有企业对于我国居民收入存在哪些影响？

　　贾康：据我们的数据来看，目前阶段所有制性质成为影响职工收入的重要因素。仅就平均水平来看，2010年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39471元，而同期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为20759元，前者是后者的1.8倍，差距非常明显。就同行业的工资水平来看，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的差距更为悬殊。以金融业为例，非私营单位2010年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达到80772元，而私营单位为30513元，前者是后者的2 .6倍；在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领域，非私营单位为39329元，私营单位2010年职工年平均工资为8900元，前者为后者的4.4倍；只有在平均工资水平较低的农林牧渔业收入差距最小。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垄断行业的不合理高收入问题对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化趋势起了强化作用。2006年7月11日，由国资委统计评价局编制的一份统计年报显示，垄断行业职工人均年收入达12.85万元，是当年全国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18364元的7倍。

　　南都：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什么？

　　贾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结构性因素造成的。这主要是因为在私营企业中，中小企业占绝大多数，其平均工资水平会比较低。而国企改制改造之后，剩下来的都是账面经营效益比较好的大企业，数量少，盈利能力较强，其平均工资水平就相对较高，并且增长也相对稳定。

　　此外，部分国企薪资福利水平过高，拉大了收入差距，加重了社会分配失衡。在当前薪资水平与企业业绩挂钩的制度下，资源性、垄断性国企员工比其他国企和非国企员工的薪资、福利水平有明显高出，而现实情况是这些普遍高出的收益并非可以完全归功于企业微观管理运行的高效率。因而，一方面国有企业内部高管与普通员工薪资水平、与国民人均收入水平仍然差异悬殊；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与同行业同领域非国有企业员工收入差距拉大，加剧了本就日益明显的贫富差距，成为社会分配失衡中的敏感问题。

　　南都：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贾康：实际上随着近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推进和大型国企资产收益上缴制度的推行，这些情况有所好转，但仍存在着两个突出问题，一方面是国有资本收益收缴力度过小，上交基数和比例过低。另一方面是支出方向的偏离，央企上缴的红利目前主要在央企体系内部转移，没有明显体现惠及民众的意义。总体来看，国有企业特别是垄断性央企在收入分配方面，并不像以往我们认为的那样促进了公平、缩小了差距，而是事实上在收入分配领域尚未很好扮演正面角色。

　　我认为改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离不开调整和完善国有企业相关制度和政策，要综合推进三项改革：一是改革国有企业利润分配，提高国有企业分红比例，扩大红利上交范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要更大比例调入公共预算，统筹用于民生支出，进入国民收入分配体系的“大循环”，体现全民共享；二是加大垄断行业改革，尽最大可能减少垄断对分配格局的扭曲；三是推进工资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按照“按劳分配、同工同酬”的原则，加大工资改革力度，加强对垄断行业的薪资管控，实施工资总额预算管理；四是进行综合财税配套改革。

　　南都：你提到，需要扩大国企红利上交范围，我国国企红利的上交现状如何？理想的状况应是如何？

来源:南方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