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雅人预言中的2012年世界末日并未发生，但2012年，却是“重庆模式”的末日。

　　从2009年2月香港《亚洲周刊》首提“重庆模式”概念后，过去两年来，“重庆模式”成为媒体持续关注的焦点，重庆市委党校教授苏伟等人更是为它著书立说，宣称它“对中国未来改革具有典型意义”。

　　一直高调宣传的“重庆模式”为何轰然倒塌？从2012年发生在重庆的一系列事件中，可以了解到它背后的暗流涌动。

　　“重庆模式”的诞生

　　说到“重庆模式”，就必须提到香港《亚洲周刊》，正是他们在2009年2月的一篇报道中，提出了“重庆模式”的概念。

　　时逢全球金融危机影响，重庆开创一种新模式来应对危机。这种创新思维被《亚洲周刊》认为是中国抗击金融危机的新路径。该刊发表的文章认为，重庆在运作一种改变改革开放前期以“投资及出口拉动经济”的粗放模式的新经济发展模式，并且与广东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乃至浦东模式不同，遂称其为“重庆模式”。

　　而后，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对“重庆模式”进行了另一层面的解释，即“一头在内、一头在外(大量零部件在本地生产，主要市场在海外)”加工贸易类型的新模式。

　　随着“重庆模式”的关注度提升，专家、学者也不断给予阐述。清华大学崔之元教授认为，“重庆模式”主要是重庆创造的“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得以携手并进”的新模式，即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共同发展的国企改革发展新模式和所有制结构新模式。

　　当然，重庆不少特殊的做法也都被归纳进了“重庆模式”范畴，比如“唱红打黑”、“户籍改革”、“重庆公租房建设模式”等等。

　　基于这些基础，2010年10月1日，中共重庆市委党校教授苏伟、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将“重庆模式”归纳为：薄熙来主政重庆后，重庆市委、市政府在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重庆直辖以来发展的基础上施行的一系列“新政”，从而形成的一套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生态发展方式，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发展路径。它的主要内容是以“314”总体部署为重庆各项工作总纲、打黑除恶、唱传讲读、五个重庆、民生导向等八个方面。这让人们看到一个经济飞速发展、治安环境空间良好、社会和谐稳定的新式重庆。

　　与此同时，重庆还多次召开“重庆模式”研讨会进行宣传，不乏政府要员参加。比如2010年9月19日在西南政法大学召开的“重庆实践与新亚洲模式研讨会”，重庆市委秘书长、市委研究室主任徐鸣出席会议。会上深入讨论了“重庆模式”的相关经验。

　　除了在重庆举行研讨会外，2010年11月20日，一个名为“重庆模式”的高层研讨会在上海举行，重庆市委专门派代表出席会议。

　　随着“重庆模式”越来越受关注，苏伟、杨帆等人合著了《重庆模式》一书，大力宣传“重庆模式”，称它对中国未来改革具有典型意义。

来源:燕赵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