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12年底,累计53个村的集体经济组织完成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占全区集体经济组织的三分之一;
近10万村民变股民,占全区农村集体组织成员的近三分之一;
基本完成全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界定和农龄统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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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波澜不惊的上海市闵行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晒出了成绩单,以优异成绩为全区农村产权改革“争取3年基本完成、5年全面完成”开了局。
面对跨越两个世纪近60年的村级集体经济,面对错综复杂的成员结构,面对福利变红利可能撩起农村历史、现实矛盾的面纱,当其他地方的农村产权改革要么“一石激起千层浪”,要么“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时,闵行区的农村产权改革为何能快速推进?
闵行区农委主任刘明认为,闵行区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全力推进得益于三个结合,结合城市化过程中维护好农民利益,结合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结合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而三个结合的基石,就是公开公平公正。
“福利变红利,是公开公平公正的最好体现”
“作为集体经济产权的主人,农民只有变成股民,把福利变成红利,才是公开公平公正的最好体现,名目繁多的福利,其实质是对股东合法权益的侵犯。”七宝镇号上村62岁村民魏德兴对福利变红利本质意义的理解让记者刮目相看,而他的说法,则代表了村民的心声。
七宝镇是闵行区村集体资产雄厚、村民福利不断提高的乡镇代表,数据显示,2012年该镇9个村2.2万人福利支出超过1亿元。在普遍以福利形式让村民享受集体经济发展成果的时代里,村民似乎应该为自己生活在这个镇而庆幸。
然而,老魏及其他村民的态度,却是对现行福利制度的一种根本性否决,而这样的否决,已被村干部所接受。
号上村党总支书记张龙标告诉记者,村民对集体资产的关注超过了一般的想象,村民改革的呼声也让村干部们意识到不改不行了。
2011年10月,号上村启动了村级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绝非一个简单的工程,除了摸清家底,还要做产权界定,资产处置方案,确定何种法人模式,其中尤以界定产权、确定资产、资产处置工作最为复杂。
记者前往号上村采访这天,恰好是该村农龄统计第二次张榜的日子。
在村委会农龄统计公示墙上,记者看到该村4个队按照1956年1月1日到1994年3月31日及1994年4月1日到2009年6月30日两个时间段做了统计,1200多人的村,上墙的名单却远多过现有村民的人数,每个人的农龄一目了然。
为了这个统计表,号上村干部群众已忙碌了近半年。
村党总支副书记许顺辉说,农民最为关心的两大事是“我有多少资产,我能分得多少”,因此,清资核产和农龄统计工作是改革是否成功的基础,必须公开公平公正。
和闵行区其它实行改革的村一样,号上村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公开公平公正”的改革道路。
请谁来评估资产,村民大会表决说了算,评估结果经村民大会通过才能确认,是单以股权来分配还是实现现金和股权相结合的方式,也得由村民大会表决。
记者了解到,为了体现公正,号上村专门讨论出台了18条农龄统计的办法,而且,考虑到土地等资源性资产暴增的现实,增加了人头股的设置。
在去往该村的路上,两位村支书还担心张榜现场出现申诉、闹事的村民,可是当记者来到现场,却发现这里平静而有序。
老魏告诉记者,资产不清,老头子和儿子也要打破头,更何况村民与干部之间呢,村里农龄统计工作事前做得非常细,股权设置按农龄股和人头股的做法得到了村民拥护,自然不会有矛盾。
记者了解到,老魏家5口人,3个按农龄,第三代一个小孩按人头,他希望第三榜能尽快通过,改革工作一步一步往下走。
老魏说的往下走,指的是今后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入股,如何组建平等股权的实体公司,而老魏也早就有了打算,农龄股是没说的,肯定要入,而现金股则要看村里的资产是否是优质资产,能不能保值增值。
离开号上村,记者先后调查了闵行区颛桥镇黄二村、虹桥镇九星村、梅龙镇朱家行村等村的改革情况,除了进一步感受公开公正公平之外,对产权改革之后农村发生的积极变化也多了感性认识。
各村非经营性支出大幅减少,2011年,174个村公务接待消费额度比预定额度节省了437.83万元;2012年,则继续节省了420.4万元;股民增加红利不减反增,与2009年相比,2011年全区入股农民由2.3万人增加到3.5万人,年分红总额由1.09亿元增加到2.08亿元,年均分红率由11%增加到15%;农民的主人翁意识明显增强,上访人员明显下降,干群关系变得更为和谐……
长期从事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工作的区农委领导马小弟告诉记者,产权制度改革是继土地承包权改革后农村期待的又一次改革行动,改革带来的可喜变化刚刚开始呈现,随着向广度和深度的推进,相信农村会更加和谐繁荣。
自下而上的自发探索变成自上而下的自觉行为,才能全面体现公开公平公正
中国的改革特别是农村改革一直遵循着从自下而上到自上而下的规律,而记者在闵行调查时深刻感受到,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要全面推广公开公平公正,必须将村民自下而上的自发探索演变为政府自上而下的自觉行为。
闵行区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最早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虹桥镇等集中城市化地区的探索,并先后经历了2003年以来的扩大试点和2011年开始的全面推进阶段,而后两个阶段,则基本由区委区政府主导、推进。
区农委相关领导告诉记者,改革的根本点和着力点在于坚持一村一策。
所谓“一村一策”进行处置,就是把集体资产按农民意愿确定改革模式,根据各村的具体情况,制定符合实际的改革方案及操作办法。组建能壮大村集体经济保护农民可持续增收的现代股份制企业,简单说,就是核清资产,折成股份,按股分红。
记者调查发现,2011年以前十七八年的探索实践,闵行区已总结出了三种股改模式。一是存量折股,村集体资产按农龄全部量化折股给集体组织成员,村民股份的总和即为村集体的总股本;二是增量入股,存量改制条件不具备、征地量大面广的村,由镇、村集体、村民共同出资组建新的经济实体;三是资产按农龄量化,股份按人口设置,即集体资产按农龄量化并兑现给村民,然后,由符合条件的村民按统一股份设置出资入股。
与此三种模式相对应的集体经济组织形式,分为股份合作制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社区股份合作社、村经济合作社等。
2011年,闵行区组织召开了全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推进大会,并下发改革指导意见和实施规则,明确提出“采取多种形式,全面推进各村、各镇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争取三年基本完成,五年全面完成”。
由此,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全面拉开。区、镇、村改革领导小组“一把手”责任制、区农委“责任到人,包干到镇”的包干责任制相继出台,激励改革的财政专项资金也快速落实。
自上而下、多种形式的全面推进,取得了预料之中的改革成果。记者调查发现,像号上村这样的改革村在2012年共启动了60个,其中23个完成了改革,加上2011年前完成的30个村3万多村民变股民,已累计完成53个村近10万村民变股民,而且,全区已基本完成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界定和农龄统计工作。
2011年只有3万多村民变股民,而2012年数字直线飙升到近10万,对于这个数据的真实性,记者一开始表示怀疑。
区农委不仅肯定了数字的真实性,还作出了解释:在探索试点阶段,由于存在未定性资产的处置等问题,已完成改革的村有30%左右的村民没有入股,在这一轮的改革中,村民入股很积极,因此,虽然完成改革的村的数量没有急剧增大,但股民数则大增了。
“闵行经验”亟待政策法规的引领规范
闵行区全面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进展,其经验值得借鉴推广,与此同时,上级各部门应充分重视闵行区改革实践中遭遇的政策法规缺失之焦虑,及时出台有利于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和保障农民利益的政策法规,引导推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顺利进行。
经验一: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目标是促进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保障农民的根本利益,其途径是通过明晰产权,让农民真正当家作主,因此,是触及农村根本利益的系统性改革,需要配套“三资”监管等工作,打出组合拳。
在2012年全面推进农村产权改革以前,闵行区绝大部分经营性集体资产相对集中,为强化集体资产的运行和有效监管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同时,出台了一系列农村集体“三资”监督管理政策和机制,建立了覆盖资产、资源、资金等农村经济发展重要部分的“三资”监管平台,所有建制村都开展了村级财务管理规范化建设,村级公务消费改革实现全覆盖。
区农委相关领导认为,“三资”六项管理制度、村级重大事项“四议两公开”等虽然没能根治“三资”的流失,也保证不了保值增值,但深入了民心,促动了利益群体的“非分之心”,从而为改革的推进打下了扎实的干部和群众基础。
经验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必须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对待历史的、现实的问题,同时,要公开、公平、公正对待经济薄弱村,让他们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广大农民的热情支持。
闵行区明确实行“一村一策”,不搞统一行动,其本质是让农民当家作主。集体资产有哪些有多少农民说了算,集体资产该怎么分怎么兑现农民说了算,折合股份后怎么入股还是农民说了算,这是公开公平公正的最好注解。
与此同时,对经济薄弱村突出帮扶模式从“输血”为主到“造血”为主的转变,计划用3~5年时间,基本消除薄弱村,搭建起以财产性收入为主的全区性农民长效增收平台,同时,推动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顺利进行。
2011年,65%的村完成了农龄统计工作,到2012年,全区已基本完成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界定和农龄统计工作,没有广大农民的热情支持,是难以想象的。
经验三:对于触及农村根本利益的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唯有把自下而上的自发探索变成自上而下的自觉行为,才能全面快速推进。
2011年,闵行区提出全面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随着这一自上而下的自觉行为的进行,相继出台了“一把手”责任制和包干制,经费有了保障,300多个进村指导人员队伍从各部门被抽调到村。
短短一年时间,23个村完成了改制,近7万农民变成了股民,纵观全国各地的农村产权改革现状,特别是和闵行区前十七八年的探索相比,不得不承认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就,按照这样的进度,闵行区“三年基本完成,五年全面完成”的目标完全有理由实现。
这一切,没有理由不归功于自上而下的自觉行为。
作为上海唯一的“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闵行区率先承担起了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责任,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方面更是走在了全国前列,然而,闵行的改革却遭遇了如下几个难以通过自身努力解决的问题。
一是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后农民所得红利是按分配所得缴纳20%还是暂缓征收个人所得税;
二是作为最基层的自治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征收营业税和所得税还是采用核定征税的方式征收所得税;
三是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土地(股份)合作社法人登记难的问题怎么解决;
四是农村产权交易市场按一般城镇工商企业同等纳税还是定性为公益性的事业单位,实行“收支两条线”。
据记者调查,上述这些问题,是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中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甚至会导致改革后农民收入不增反降,影响社会稳定,国家是否应尽快出台相应的法规政策,从而从法规政策的层面推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顺利进行?
来源:农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