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城镇化既是经济发展手段，又是经济发展成果，不能仅看到其拉动增长的作用，而忽视对经济发展水平的依赖。据国务院研究中心测算，城镇化每提高1%，可以替代出口10万亿元。按现有城镇化速度，社会消费总水平可以从目前的10万亿元级上升到20万亿元级，年均20万亿元以上的投资规模会维持20年。由此可见城镇化在扩大投资、拉动需求、解决就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但城镇化本身也是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的产物。一个国家或地区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不能脱离当地产业基础。只有先有产业特别是工业、服务业的聚集，才能提供就业岗位和公共服务，进而吸引人口聚集，实现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这一过程中，政府部门通过规划引导、政策扶持，为产业发展和人口聚集营造有利条件，能够减少不必要的制度成本。但如果认为依靠短期内大量投入，建设一批道路、楼房、广场等设施，就能迅速实现所谓城镇化，这种空中楼阁式的“伪城镇化”，只能导致盲目投资和虚假繁荣，短期或能带动GDP增速提高，长期必将受到市场惩罚。

　　其次，城镇化应该是人的城镇化而非土地的城镇化。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张50％，而城镇人口只增加26％。土地城镇化速度远超人口城镇化速度，一方面说明我国城镇建设中土地利用不集约，存在“摊大饼”现象；另一方面也表明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民的主体地位仍然无法充分体现。城镇化的本质是农民的城镇化，即农业人口在产业上实现从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的非农业转移，在居住和生活方式上实现从农村向城镇的空间转变。目前部分地方进行的城镇化建设，没有将精力放在引导产业发展和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上，而是通过将农民集体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进行开发，获取土地升值收益，其实质仍是广受诟病的“土地财政”模式。农民失去了土地，却未能在就业、医疗、保险、教育、文化等方面享受应有公共服务，这种“伪城镇化”做法必须及时刹车。

　　其实，不要将城镇化看做破解各类难题的“万能钥匙”。实践中有人认为，随着城镇化将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三农”问题也将迎刃而解，因此各类资源应更多投向城镇化建设，而非新农村建设。实际上，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都是破解“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一方面，通过城镇化加快工业化，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可以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另一方面，通过新农村建设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务农收入，两者不可偏废。同时，即便我国城镇化水平未来达到70%，仍有几亿人要生活在农村，如此庞大的群体生产生活水平要提升，哪能仅凭城镇化。

　　总之，既要看到城镇化能为经济增长提供内生动力的战略意义，也要看到城镇化进程只可稳步推进，不能急于求成，更无法包治百病。否则只会南辕北辙，不仅无法成为拉动内需的动力，长此以往还会积累矛盾，成为影响经济平稳运行的不利因素。

来源:经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