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中心城市的概念发端于2005年，是国家住建部所编制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05~2020年)》中提出的城镇体系规划中城镇层级的概念，处于城镇层级中的最高位置。2010年2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明确提出建设北京、重庆、天津、上海、广州五大国家中心城市，沈阳、南京、武汉、深圳、成都、西安六个区域中心城市。
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吴存荣曾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谈道，行政区划对经济发展影响很大，“以前我们讲行政界限不能成为发展的鸿沟，但实际上就是鸿沟。”吴存荣说，在以前，合肥人均地域面积和人口规模在全国省会城市中排在20位以后，行政区划调整后现在排到12到14位水平，“最近十年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在城市经济，安徽经济发展亏就亏在没有中心城市带动。”
李铁在其微博上发出了这样的疑问：“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个省一定要有自己的中心城市？长三角的经济来自于上海的辐射，珠三角的经济来自于香港的辐射。借力，形成适合自己特点的城市规模才符合规律。”
而早从2001年起，全国范围内不同类型的城市都做起了“大规划”，领头的是直辖市和省会城市。中科院院士陆大道曾对此期间的造城风波做过调查，他说，“大规划”在2003年至2004年达到一个高潮。据不完全统计，那时有48个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大都市”。
“大规划”之风，不久即从大城市吹至中小城市。一些城市的政府领导要求按现有人口和产业规模的两倍乃至三四倍进行规划。大马路、大立交，大草坪、大广场，按照想象中的“国际化标准”，纷纷上马。
新城建设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天津的临海新城、烟台龙口湾的海上新城、上海的金山新城、连云港的连云新城、深圳的前海、东莞的滨海新城等新城项目陆续上演。最近也有媒体报道说，此时哈气成冰的陕北黄土高原上，2000多台重型机器正活跃着，它们将挖掉33座荒山，通过削山、填沟等手段，两倍于现在城区的建设用地将陆续被整理出来，用于延安新城建设。
而此前，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耗资50多亿元、面积达32平方公里、历时5年建设的新城康巴什，由于工业区没有工业，住宅区人烟稀少，被外界称作“鬼城”。美国《时代》周刊曾刊文称，康巴什是中国房地产泡沫的最佳展示品。
30多年间，城镇化率从1980年的19.4%增加到2011年的51.27%，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而这样的“拐点”背后，一些大城市痼疾缠身、风貌消失、交通梗阻，食品垃圾化，社会矛盾显性化---在“蚁族”、房奴、车奴、口罩族的背后，“宜居”似乎近在眼前又似乎渐行渐远。
2013年1月，雾霾锁中国。这或将成为中国不少城市有史以来空气质量最糟糕的时期之一，多个城市的居民已被警告尽量减少外出时间。1月16日，中国科协召开的“科学家与媒体面对面”活动上，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庚辰预计，北京能达到空气环境新标准还需10年以上。
不少网民吐槽北京由“首堵”变为“首毒”，然而“毒”已至，“堵”未消。“从现场到医院不到3公里的路，足足走了40分钟！”2012年12月8日120北京一个急救中心的王医生在微博上说，车内病人因此错过最佳治疗时机，遗憾丧生。
在舆论的反思声中，社会车辆“不让道”领受了大部分指责，而“无道可让”则是另一重无奈现实。最新出版的《国际城市发展报告(2013)》指出，全球人口日益集聚在城市，到2050年预计平均每个城市居民每年花在交通拥堵上的时间将达到106小时/年。
为应对车涌之困，一些大中城市陆续实施“尾号限行”。2012年8月16日北京市交通委表示，尾号限行继续实施到2015年；成都市交管局宣布，自2012年10月8日起至2013年6月30日止，二环路与三环路之间区域汽车实施“尾号限行”。
在城市里限制性的生活行为约束，许多人尚未适应。2013年1月16日是济南公安交警支队关于临时采取机动车单双号限行的首日，“顶风上路”的单号车约占三成。
大城市的硬伤远不止于空气和交通，排涝系统也显得难以支撑城市的运行。2012年“7·21”北京暴雨灾害中，官方统计共有77人丧生，其中有不下20人死于城区范围内；2011年的“6·23”雨夜，也有两名居民于暴雨中陷落街头窨井惨死。除去北京，2012年夏，武汉等多座城市亦经历了大雨中变身泽国之扰。
城市病症的治理已成为城市管理者亟需破解的课题。近日四川省住建厅透露，2013年，四川省将投入880亿元用于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其中，解决城市交通拥堵、内涝、环境污染等“城市病”是投向重点。
社区建设和个体文明的变量
城市在宜居问题之外，在旧城改造、处理与外来人口关系等问题上亦成燃眉之忧。
近年来城市中多处名人故居被拆，传统文明元素日渐匿迹。2012年初梁思成和林徽因故居被“维修性拆除”，重庆的蒋介石的官邸被“保护性拆除”，紧接着全国两会之时，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康有为故居“七树堂”又面临被拆迁重建的风险。
外来人口在城市扎根之后，同城待遇的诉求愈发强烈，与本地人的利益发生角逐。2012年10月18日，一则“京籍家长与非京籍家长在市教委信访办发生争吵”的视频出现在网上，这是支持与反对“异地高考”的双方首次正面冲突。
“放开异地高考只会让大城市越来越拥挤，解决的根本还在于各地均衡发展。” 一位“京三代”的滕姓女士表示。不过多省市已赶在2012年底前披露了异地高考政策。非户籍人口最多、教育资源最丰富的京广沪三地的方案，仍对“外地人”设置较高门槛。
放眼城市未来的目标，社区建设和文明程度等都有漫长的路要走。
2011年2月，有关方面对广州番禺区91个业委会的调查发现，自2007年《物权法》颁布实施后成立的91个业委会，仅有29个在正常运转。所剩的业委会中，有些形同虚设，业委会既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委员又不肯透露个人联系方式，有的业主甚至从没见过委员的面。
2012年6月本刊记者采访北京水韵风情庄园小区业委会时获悉，业委会面临备案难、专职难、老龄化突出等问题。此外《物权法》虽已认可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的主体地位，但《物业管理条例》并没有相应的条款对此组织进行保护，实践中，业主自治之后，与物业公司矛盾难以调和，维权之路艰辛。
“社区是改革开放以来住房商品化以后才出现的，制度尚不健全，比如地下车库经营管理或者电梯墙面做广告都有收益，这些收益应该归谁？没有相应的规定。”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城镇化专家委员会委员冯长春在第二届中国城市管理高峰论坛上说。
2012年各地社区立法略有起步。当年1月12日《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建设促进条例》经深圳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于2012年3月1日起施行；2012年7月24日贵阳市人大常委会也正式启动《贵阳市城市社区工作条例》立法调研工作。
社区治理机制健全之外，以“中国式过马路”为典型的城市个体文明问题，亦时常挑战城市运行的规则，成为城市进程中一个不得不考虑的变量。
乡村远去
乡村消逝，意味着对城市提供支持的源头日益枯竭。放眼城镇化大局，城乡协调发展才是大势所趋，但眼下的现实似是一边倒之势。
山东省沂水县诸葛镇的大崮前村原有300多村民，现在长年在村的只有7名老人。这个据说是由魏忠贤的次子传下来的村庄，数年之内可能将消失。
据官方数据，2000年中国有360万个自然村，到2010年自然村减少到270万个，十年里有90万个村子合理或不合理地消失了，一些带有传统风情的古村落的加速凋敝，显然属于后者。
“每座古村落都是一部厚重的书，可是没等我们去认真阅读它，在城市化和城镇化的大潮中就消失不见了。”在纪念中央文史馆成立60周年座谈会上，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说，以山东地区古村落为例，调查结果令人吃惊，现今一座完整的原真的古村落也没有了。
当下乡村中，出现不少旧屋闲置、杂草丛生的“空心村”，仅剩妇女儿童老人留守。2012年《都市快报》曾对赣西北3个“空心村”进行调查，11个自然村平均居住不到8人。
常住人口减少后，多地出现撤村并校。2012年11月17日，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发布《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十年评价报告》。报告显示，除农村小学外，农村教学点在过去十年间减少11.1万个，占总数的六成；初中减少1.06万所，减幅也超过四分之一。平均每天要消失63所小学、30个教学点和3所初中。
研究报告指出，10年间农村小学生减少3153.49万人，占37.8%；农村初中生减少1644万人，减少26.97%。农村学生减少，一方面是由于学龄人口的大幅减少，也由于城市化进程中的劳动力转移，大量进城务工农民带走了部分学生，还有不少农村学校学生也转入县镇学校就读。
然而，离开故土的打工者及其子女虽常年落居城市中，却不拥有城市市民身份。国家发改委城市与小城镇发展中心副主任乔润令公开表示，目前中国农民已经严重分化，“可以分为四类，一类是不愿意进城的农民，如北京、天津、上海及东南沿海等地区的农民根本不愿意进城；第二类是在进城和回农村之间徘徊，近年农村政策改善，而城市福利和户籍含金量下降；第三类是携家带口已在城市定居的；第四类是新生代的，他们不会农活不懂农村，也不喜欢农活和农村，他们一定要留在城市里。”
城乡协调的未来
户籍制度改革被认为是城镇化进程的一道关口，中央高层就户籍问题曾多次表态。
2011年2月2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表示，正在出台文件积极稳妥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这已经经过党中央国务院讨论；3月14日，温家宝再次表示，正在积极稳妥地实行户籍制度改革，让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进城落户。同时，着力解决农民工生活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包括培训、子女上学和社会保障。 2012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抓实抓好。”
此外，乔润令认为等级化的城市行政管理体制也需改变，“一定要改变行政资源过度向大城市配置的导向，要为小城市创造平等的发展机会。”乔润令说，中国的城镇化是政府主导型，大量资源被政府控制，资源分配是按照等级制，级别高的城市得到的多，级别低的城市得到的少。最多的是省级，然后是副省级、地级、市、县级市，最次的是小城镇。”
更多的人倾向于发展小城镇，使农民能够就近择业、就近成为市民。“中国这么庞大的城乡移民，光靠沿海经济带，光靠少数大城市，光靠少数几个城市圈，根本是无力承受的。所以说从根本上来讲，还是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的农民就近转移就业，就近到中小城市成为市民。”2012年3月25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在“2012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上说。
2012年7月13日至14日李克强在湖北考察时提到，要研究制定全国城镇化发展规划，在有条件的地方形成各具优势的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冯奎表示，上世纪70年代，国家从解决农村问题的角度出发来发展小城镇；八九十年代，把小城镇和大中城市放在相对独立的角度来探讨究竟应该选择哪条道路；直到本世纪之初，才认识到大中小城市应该协调发展。
然而争论仍在继续。2012年12月经济学家谢国忠在《新世纪周刊》撰文称“人口超过2000万的超大城市是未来城市化的发展趋势”。
谢国忠认为，小城市必须依赖于少数具备竞争力的企业才能存活，如果它们失去了竞争力，整座城市就会消失。这是城市化的一种高风险模式。超大城市具有经济多样性。当一部分产业失去竞争力后，城市有能力化解损失。
在谢国忠看来，饱受诟病的堵车、污染等诸多问题，实际上根源都在于设计或管理，“如果2000万人住在本来设计容量仅为500万人的城市里，问题就会变得非常严重。大东京拥有3000万人口，但是并不存在任何大城市问题。如果中国合理地选择鼓励和投资于大城市的发展，中国就会在未来20年时间里拥有20座到30座超大城市。这将能够推动中国经济走上全球经济的巅峰。”
看来，如何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格局，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城市群的科学布局，是个不小的问题。
城镇化的主导力量是市场还是政府
李克强所强调的“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是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事实上也是已基本完成城镇化的其他国家的经验所得。
美国经济学家、原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奥斯坦-古尔斯比曾比照美国城镇化过程中的经验建议，中国城镇化过程中，政府应加大在教育、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城镇居民健康方面的投入，关注人和经济的共同健康发展。
十八大报告提出以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村现代化“四化同步”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一些学者对此认为，实现“四化同步”，要防止陷入拉美式陷阱而“过度城镇化”，防止“有速度无质量”的城镇化，防止“城镇化”变成“房地产化”等。
尽管对于城镇化的理解目前尚存在差异，但是城镇化根本前提是生产力发展，其核心和关键是人口城镇化。目前国内专家对于城镇化模式的分类，基本都是按照市场、政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多少来划分。
城镇化的主导力量是市场还是政府？
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曾撰文认为，按照政府和市场机制在城镇化进程中的作用等因素，将世界城镇化发展模式概略地概括为以西欧为代表的政府调控下的市场主导型城镇化，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放任式的城镇化。
这种分类方式相对较为普遍，各种城镇化模式也都有成功经验和深刻教训。
美国自由放任式的城镇化发挥市场作用，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推进。在城镇化过程中，美国突出各城镇的特色和功能，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使得美国城镇化得以快速推进。但因为出现“过度郊区化”而付出了沉重代价，曾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专家认为，我国在可耕地少、人口分布不均、生态脆弱等国情条件下，如果重蹈美国覆辙将导致更为严重的负面作用。
发达国家的城镇化表明，城镇化推进速度必须与工业化进程相适应，与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相匹配，否则就可能会出现过度城镇化或虚假城镇化的现象。拉美的超前城镇化则带来“城市病”、“贫民窟”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
韩国“新村运动”推进的城镇化开创了“韩国模式”，其特点是以农民为主体，唤醒农民“自强自立”的精神，造就了大批道德和素质高的城镇居民，规避了一些转型中的社会问题。
以政府引导为代表的日本，快速提高了城镇化水平，但也出现一些问题。不过日本城镇化依然有很多方面被研究者称道，日本在城镇化过程中注意到农业、农村发展问题，加强总体规划，健全法规体系。
研究表明，无论是韩国、日本等亚洲发达国家，还是美国欧洲，都在城镇化过程中非常重视规划和对农村劳动力的教育。
中国今日的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已沧海难复桑田，城镇化战略的内涵也已相应发生了变化
30多年时间里，市场化这只大手把乡土中国推向了城市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逐步撤退，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而眼下，这个历史进程正在加快。
从“上山下乡”，到“城市领导农村”，再到“小城镇、大战略”，后至发展大型城市，中国在城镇化道路上曾经历过政策与思想上的摇摆与争议。如今，建设新型城镇化的政策被官方和学界轰轰烈烈地推出，它与20年前的中小城镇发展战略有何不同？新一轮城镇化要摆脱过往“城市领导农村”的利益纠葛和行政束缚。
2013年地方两会收官，城镇化成为各地两会上的焦点。与此同时，城镇化发展十年总体规划也已下发地方进入征求意见阶段，规划欲推进更有质量的城镇化，强调人的城镇化。
《经济参考报》记者日前还获悉，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编制的《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下称《规划》)已经编制完成。《规划》从多方面对城镇化做出部署。
“小城镇大战略”的演变
自上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初，“小城镇，大战略”一直是中国城镇化的发展战略，“严格控制大型城市，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基本上是这20年中的主要思路。
市场规律发生了作用，“小城镇，大战略”最终被迫放弃的原因，在于农村工业化道路的失败。被设计为小城镇发展推动力的农村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解体和凋敝。
各种资源要素源源流向了在地理位置和政策上更具有优势的沿海地区，工业化推动城市化，形成沿海地区的城市群落。大城市的工业化与人口聚集效应越来越明显，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由大城市带动和辐射中小城市形成“城市群”的格局逐渐形成，并且在一些政策上被正式确定下来。
出口导向型为主的沿海城市工业化，吸纳了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为中国经济创造了10多年高速增长的奇迹。
不过，这种“大工业，大城市”的发展模式走到今天，也在面临着种种瓶颈。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外需市场疲软，出口型企业遭受重创。更为深远的变化还包括国内劳动力市场已经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极为廉价的劳动力供应过盛时代已远去。
工人离乡离土的大生产模式，也造成农村空巢化和留守儿童等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都让发展的中国经济付出了较大代价，经济发展方式面临着历史性转折。
市场又一次悄悄地进行这选择。仿佛是一个轮回，新型城镇化被寄予厚望，并被高层作为中国经济新增长点的发展策略而屡被提及。
这与当初社会学家费孝通所提出的“小城镇，大战略”似乎思路相近，同样是农民“离乡不离土”，参与中国工业化进程。其实有所不同的是，中国今日的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已沧海难复桑田，城镇化战略的内涵也已相应发生了变化。
在2012年的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依托县城和县域中心镇的新型城镇化模式。对于解除户籍制度束缚的呼声也日渐高涨。
20多年前，就地城镇化违背了工业化推动城市化的规律，小城镇与大城市发展速度的日渐悬殊，证明了计划调控的城镇化是无源之水。而如今，经济结构的变化，中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日渐完善，制造成本上的差异，其对产业的吸引力和黏性凸显，以工业化为依托的新一轮城镇化时机，也随之到来。
一场深刻变革已经拉开序幕
2012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现场提出了“中国梦”的说法。与此同时，人们认为中国城镇化过程进入了后半程加速阶段。人们从新型城镇化找到了实现“中国梦”的希望。
很多学者称，当下中国社会改革迫近深水区，中国社会的进步已经推进到必须通过改革来创新和完善社会制度的新阶段。后半程的改革恰好与后半程的城镇化相遇，似乎也意味着社会各领域变革的时空格局最终到来。未来新一轮发展或将借助新型城镇化换档提速。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的文章称，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归根到底是人的城镇化，其能否托起“中国梦”，关键取决于能否深层次地理清和解决一些棘手的问题。
比如，“农村中国”与“都市中国”之间隔着深深的鸿沟和难以融合的价值观差异。农村精英流失造成“农村失语”问题，最终造成群体性事件。在现实情况下，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如何平衡好城镇的观点与三农观点，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人民日报》称，提高城镇化质量，迫切需要摒弃对农民工“经济性接纳，社会性排斥”的功利主义“二元态度”。
一些学者将实施新型城镇化建设称之为，是继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公私合营改造、30多年来的改革开发之后的“第三次社会变革”。第三次社会变革正是针对一些根深蒂固的顽疾，预计需要推进30年以上。
这将是中国未来所面临的最为困难的发展时期。历史无数次地告知后人，任何一次社会变革，都是“利益的再平衡”的集中爆发与“残酷博弈”的过程体现。
一场即将改变中国未来的深刻变革已经拉开序幕：一方是凭借强大资本实力“觊觎”廉价土地已久的“利益阶层”，另一方是幻想通过“土地换身份”来实现与城市人“同富贵”的农民们。双方“残酷博弈”的过程将深刻体现出“政府的利益倾向”，而这正是这场变革所昭示出的深刻社会意义之所在。
如果顺利度过这一阶段，中国将在新中国成立百年之前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也具有树立表率和传播价值观的意义。
“人的城镇化”是核心问题
谈论一件事物新形态的时候，人们总喜欢梳理其旧有面貌。30多年来，中国城镇化速度是惊人的，但这样的城镇化过程存在诸多问题。
比如，2亿左右的外来务工人员只是作为经济生产工具实现了城市化，由于受到户籍制度羁绊以及其他人为障碍，他们并没有实现“人的城市化”。 如果考虑到2亿左右外来务工人员并未真正融入城市中这一点，中国城镇化率还不到40%，低于官方数据约10个百分点。
外媒称，近2亿农民生活在城镇里却没有得到城镇户口及享有城镇居民待遇，这样的传统城镇化实质是将农民利益“边缘化”。
这些漂浮的人群，其人力资源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也没有得到结构升级，进而影响了工业化升级进程。但他们却是城镇化能否成为新经济增长点的关键因素。
有研究认为，在中国近10年年均10%的经济增长率中，城镇化贡献了3个百分点。城镇化率每提高一个点，新增投资需求达6.6万亿元。对消费的拉动作用也是毋庸置疑的，以2010年为例，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比农村居民多消费9089元。
问题在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提供的缺失，限制了这部分人群的消费支出。“在城市挣钱，回家乡花”是这个群体的一个普遍特征。
有相当部分的意见认为大城市已经饱和，无法容纳更多的新市民并为其提供公共服务，这背后实际是城市居民利益群体的偏见与阻力。这一切都对城镇化的成效造成了负面影响。
解决人的城镇化依然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大问题。新型城镇化要着力解决的就是“人的城镇化”。
“13亿人的现代化和近10亿人的城镇化，在人类历史上是没有的，中国这条路走好了，不仅造福中国人民，对世界也是贡献。”李克强曾表示。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的文章认为，中国的城镇化建设是国家着眼于中国社会的未来持久健康发展而实施的利益再平衡工程，是实现中国资源空间价值，即实现中国经济社会总价值与国民个人总价值提升的国家工程。新型城镇化突出的是“新”即城乡统筹。
(根据新华社、《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南风窗》、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中国网相关内容整理)
中国乡亲要进城
李克强强调：“推进‘新四化’必须要以农业现代化作为支撑。没有农业现代化，那我们的粮食产量就很难上去，质量更难提高。”
城市的产生是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城市是文明的载体，它是行政、教化、非农经济活动等的支点。历史上，城市的演变伴随着人口的迁徙。
根据欧美日韩的经验，城镇化率超过50%后将会经历一段快速的城镇化阶段，即一个人口快速导入城市的阶段。
中国的乡亲们，要进城。进城之后，整个社会将面临哪些主要问题呢？
人口曾多次大规模迁徙
在20世纪初，世界上只有14%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到了90年代，城市人口已经达到42%，即全世界约21亿人居住在城市里。有美国学者当时就对中国城镇化过程中预计的进城农民人数感叹道，“这真是世间少有，也越显得问题重大。”
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刚刚超过50%，如果按户籍人口计算仅为35%左右，明显低于发达国家近80%的水平，也低于许多同等发展阶段国家的水平。差距也是潜力，在未来二三十年里，如果城镇化率的提高保持目前水平，每年将有1000多万人口转移到城市。
中国是世界城市发源地之一，古代中国城市与欧洲城市相比，不仅数量多，规模之大也是世界所罕见的。从汉代到清代，县级以上的城市基本保持在1300个左右。《中国建筑史》列举了世界古代十大城市中前7位的城市都是中国的都城。
中国古代的城市化水平也远远居于世界前列。南宋时期，南方的部分城市人口比重更高达百分之二十左右。此后，中国的城市化水平逐渐下降，但直到近代才落后于世界。
1800年，世界城市化水平仅百分之三，而中国在唐代时城市化水平即达百分之十。
然而，也不得不提到中国城市的发展是同社会的发展相一致的，每当社会繁荣、稳定时，城市就获得大的发展，而当社会发生动乱时，城市也遭到破坏。
几乎每一个王朝的末期，城市都面临毁灭性的灾难，不少城市成为废墟，生长线中断，即使幸存的城市也是残破不堪。因此，古代中国的城市虽然多次出现辉煌发展，但很难持久保持，随王朝的兴亡而兴盛衰落。发展---衰落---破坏---恢复---发展---衰落---破坏，如此周而复始的循环，成为古代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特点。
人口迁移往往伴随着城市的发展。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出现了城市内的经济企业，在1949—1957年间，城镇人口以年均7%的速度增长。自1958年末起，城镇人口的增长受到政府严格控制。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南下打工大军的出现，中国人开始每年一度的大迁徙。
特色城镇曾遍地开花
古代城市化过程中，因由自由的发展，孕育了各具特色的城镇，避免了千篇一律的怪相。
晚唐以来商业中心的兴起至两宋而大盛，更促成中国历史上商业镇的出现。这些县以下的镇级聚落的发展，主要依托于自身的经济功能而不是行政功能。
它们其中一些是唐末设置的军事型镇所，但大部分却是不设城墙的。在交通交会处以手工业或贸易发展起来的小城市，当他们发展至一定规模时，政府赋予他们新的城市行政身份。
1080年时，在全国的1135个县中，共有1810个此类镇。不少镇是在大型商贸城市周边出现的，如在开封府便有31个镇，河南府有22个镇。在镇下，出现了更低层次的商业点---草市。它们为农副产品提供了定期的交易场所，其中一些“草市”甚至升格为镇。
宋代对外贸的鼓励以及它的造船和航海的发达，使兴旺的海港成为当时城镇化的另一个动力，加添了另类城市。在北宋，这些城市便有六个。在南宋又添加了三个，即：镇江、温州和江阴。大部分海港城市位于南方，临近出口产品的主要产地。在陆上的重要通道口，也出现重要的商贸城市，如天水等。
在北宋时期，人口过10万的大城市超过40座。因此，两宋城市规模已超越中世纪时期的欧洲，它拥有当时全世界最大的10座城市中超过一半的数量。
唐宋五代十国的纷乱所产生的统一的政权宋，虽然在军事上和领域上远逊于汉唐两代，然而却自领风骚成为中国又一伟大时代。其背后三大原因之一是城市居民，即“坊廊户”的出现。它所涉及的居民身份和房产税，是城市和农村分离与出现不同性质的开始。
两宋的城市居民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从事工业制造、贸易、营商和演艺娱乐的自由，这些自由在城市内几乎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但同时也导致城乡之间的分别。
“十国”时代中国南方的区域间贸易已很蓬勃，至南宋更盛。当时出现了区域的经济分工，比如河北盛产铜和铁，太湖地区产稻米，福建产茶和甘蔗，四川和浙江造纸，成都和杭州印刷和出版，湖北湖南和浙江产漆器，开封(汴京)和后来的浙江产瓷器等。当时的国内贸易以一般消费品为主，而外贸则集中在奢侈品如香料、珠宝、象牙、珊瑚、犀牛角、药材沉香、丝和上等的茶和瓷器等。
守好天下粮仓
土地制度改革一直是牵涉到中国人吃饭问题的最核心部分，它经常带来社会深远改变。
因为耕地的开拓、新技术的应用导致生产率的提高(特别是水稻)和经济作物的推广，使土地市场形成，导致农地的兼并和大庄园的出现。
宋代人口由初期(970年)的2100万人增至1110年的8560万人，但是农业人口的比率却在下降。在11世纪时的北宋，14%的人口拥有了全国77.5%的耕地面积。农业具有高效率，不少农民失去土地，被迫流入了工、商及服务性行业，促进非农经济和城市化的发展。
清后期代表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新分水岭，却曾面临另外一种局面。传统的农业经济已发展至超前饱和，出现了重大的不可持续危机。新儒学赖以支撑的传统农业，在清中叶已经发展到尽头。
没有新的农业技术，本身已很难支撑下去。道光中期，人口增长至4亿，有1亿人无地可耕，或者难以通过中国的传统农业自给。由此导致的田地、米粮的自然涨价，使新儒学的“民为本”的统治目标难以落实，社会出现严重危机。
守好天下粮仓，确保粮食安全，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2013年1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2012年《城乡一体化蓝皮书》认为，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导致土地要素流出粮食生产领域，工业化、城镇化与粮食生产相互争地的矛盾日渐突出。
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考察调研时指出，农业现代化是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基础和重要支撑。“守住管好‘天下粮仓’，实质上就是要把好耕地红线、打牢农业基础、确保粮食安全。”
然而，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为1.38亩，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耕地质量总体偏差，“三废”污染等问题严重。李克强强调：“推进‘新四化’必须要以农业现代化作为支撑。没有农业现代化，那我们的粮食产量就很难上去，质量更难提高。”
(根据新华社报道，以及《中国城市及其文明的演变》、《中国城市史纲》、《近代中国农民进城的社会史考察》等相关著作内容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