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微山地区，农经站站长李玉生指出，微山土地流转市场总体呈现“买方市场”形态，即想转出土地者多，而有意愿承包特别是大规模承包者寥寥。这表明，农地效益确实成为了制约土地流转的瓶颈。

　　影响土地流转的内外因素

　　调研发现，因宏观经济环境影响农业的比较收益，它将进一步影响农民的土地流转决策。而调研地区整体二三产业的发展水平，以及二三产业集中区距离农村的距离对土地流转影响也较大。

　　另外，据调研，农村中外出到离家较远、二三产业发达地区打工、经商的多为青壮年人，年纪稍大但仍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则选择就近打工，并且所有流转出土地的农民不可能都进入城市生活，那么农村附近的二三产业(如乡镇企业等)就承担了吸纳通过土地流转解放出的农村劳动力的责任。

　　相反，一旦宏观经济发展放缓，乡镇企业等小微企业停工甚至倒闭，农民在理智与心理上双重选择保有土地，将对土地流转产生极大的阻碍和制约作用。

　　此次收集的数据亦显示，绝大多数农民认为拥有土地比较安心，这鲜明地反映了农民的“恋土情结”。农民认为土地对于自身，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生活基本口粮和增加收入，且提供生活基本口粮大大高于增加收入的比重。

　　同时，据调研组了解，选择土地最重要功能是“增加收入”的农民，有的是进行了土地流转，小面积规模化以提高农业收入，有的则是种植大棚蔬菜或者经济林木，其效益远高于单纯种粮，获得了相对其他农户较大的收益。

　　另外，数据显示，对土地保障功能依赖的程度与年龄和文化程度有关。

　　据调研情况，26岁～43岁的青壮年劳动力，其收入来源主要以外出打工和个体经营为主，对土地的依赖性稍微低一些；但年龄越长者，对土地保障依赖程度越高。

　　而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呈总体下降的趋势，其中未受过正式教育和小学文化的农民依赖程度最高，这与他们年龄较大也有关系，同时本科及以上学历例外。

　　究其原因，文化程度的提高，使农民的视野和思想观念发生了改变，并且他们在学习中获得了种地以外的谋生技能，可以离开土地进入非农产业获得收入，所以对土地的依赖程度降低。

　　通过走访和调查，除了宏观上农户难以控制的种种外因，还有一些内部因素影响农村土地流转的实现。比如，农户家庭人口结构和收入结构因素。

　　农户的家庭人口结构与收入结构直接影响了农户流转土地的决策。调研发现，自愿转入农户，其家庭劳动力比重最大，达68.68%，打工人数比重相对较小，为27.73%，可见其将家庭劳动力更多地投入到了农地的耕种与管理中，进而其农业收入比重在各类型流转农户中的比重最高，达48.34%。

　　而自愿转出的农户，农业收入比重仅占22.89%，打工人数比重为四种类型农户中最高者，达39.01%，可见自愿转出的农户将家庭劳动力转移到了比较收益相对较高的打工方面，降低了机会成本，获得了更多的非农收入。

　　未流转农户的农业收入比重为27.9%，属第二位，但比自愿转入农户的收入相对减少很多。据调研了解，此类农户一般是家庭中的妇女、60岁左右的老人常年在农村种地，家庭青壮年劳动力在农忙时期返乡帮助耕种。种植作物多为传统的玉米(2434,0.00,0.00%)、小麦(2603,12.00,0.46%)等粮食作物，收益相对不高，主要是提供家庭生活所需口粮，多余部分粮食才卖掉。

　　非自愿流转的农户数量最少，且劳动力比重、打工人数比重、上学人数比重和农业收入比重都是最低的。

　　调研显示，大部分非自愿流转的农户是生活在县城附近的农户，虽然生活已经与县城极其相似，但老一辈人仍有较重的“土地情结”，同时面对政府征地给予的补偿也不甚满意，故而表现为非自愿流转。

　　土地规模效益悖论

　　以数据为基础，根据SPSS(统计产品与服务解决方案)软件分析，调研发现三地区“亩均收入”与“流转后耕地面积”没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反而淄博市沂源县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负相关。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