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来说，土地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提高农村土地价格，要让土地收益更多地进入农民自己的口袋。这样一方面可以提高城镇化推进的成本，逼迫各地放慢推进城镇化的速度，从而更加注重土地的集约使用，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另外，农民通过土地制度改革拿到更多财产收益，既可以缩小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也可以推进其更好更快地融入城市，从而进一步提高中国城镇化的质量。

　　未来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将处在“后土地经济”时代。各地方政府需要看到，土地不仅是商品，可以拿来买卖，土地以及以土地为基础的城市更是宝贵的资产，需要用心经营，使之增值。在经营土地方面，除了盖房子，地方政府需要在城市管理、公共服务、产业升级等诸多方面下工夫，推动资产价值提升，并从中开辟新的地方财源，形成良性循环。

　　除了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外，行政等级化的城镇化体系，也在扩大城乡差距和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差距方面推波助澜。城镇化与城市化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却决定了资源和政策的不同投向。中国的城市是等级化的金字塔型结构，从行政级别而言，市可以管县，县可以管镇，镇可以管乡……上下级城市间存在着公共财政、公共资源管理和分配的关系，使得资源和资金可以更多地流向行政等级较高的城市。

　　城镇分级固然没错，全世界都有不同等级的城镇，但这是自然形成的结果，有着内在的经济逻辑和社会逻辑。中国等级化的城镇体系，是由行政等级造成的，是人为造成的格局。这种等级体系的实质是：资源随权力聚散，而不是由市场定价，这样的流动是以损害弱势地区的利益为基础的。

　　高等级的城市通过行政手段和等级优势获取更多的资源，日新月异地完善着自己城市的基础设施，改善着本地居民的公共福利。而级别较低的城市，赖以为生的资源可能被剥夺，本应大力改善的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福利，因地方财政薄弱也显得遥遥无期。京津和周边的城市差距，无疑是比较极端的例子。北京作为首都，依托行政权力，吸收着周边乃至全国的资源供给，留下的却是贫穷，甚至形成了著名的环京津贫困带。

　　行政等级化的城镇体系，与政绩考核体制纠结在一起，加剧了大城市与中小城镇间的不平衡。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市长、市委书记的晋升途径和城市的利益关系就变得紧密起来。一方面是政绩的利益，一个城市的发展好坏，可以作为政绩的最好体现;另一方面，高等级的行政官员一般都住在等级较高的城市里，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居住环境的改善，直接和官员的个人居住环境发生了关系。这使得资源和公共服务更倾向于向高等级的城市集中。

　　决定中国城市格局的三个基本制度，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唯GDP是从的政绩考核机制”打转。

　　1953年，联合国发布“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及其附表”，GDP是核心指标，此后，GDP受到部分经济学家追捧。在中国，GDP成为官员考核的重要指标。GDP考核的致命缺陷在于：它仅仅是流量指标，无法反映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是否协调，贫富差距是否控制在合理范围内，环境是否可持续等。从拆迁矛盾到环境问题，从形象工程到群体事件，这些尖锐的社会问题，都可以从既有GDP考核体制中找到制度根源。“唯GDP是从”的政绩考核体制，鼓励官员只注重经济指标的片面增长，而忽视社会的均衡发展;只盯着数字的增长，而忽视民生的幸福;只看到表面的光鲜，而忽视发展带来的巨大社会成本。城市也成了彰显政绩的舞台，大广场、大马路、大景观无处不在，非大不足以说明当政者的丰功伟绩，然而这样的发展，必然是不可持续的。

来源: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