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粮农组织副总干事何昌垂：投资农业未来中国绝不会后悔

　　“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是控制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是控制所有人。”即便是在21世纪新十年的元年，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一句话依然振聋发聩。

　　粮食、石油和武器为全球三大战略物资，其中当以粮食最为重要，这也是西方国家实施“粮食武器化战略”的原因所在。虽然如此，由于耕地面积和人口数量比例悬殊，古有“民以食为天”之说的中国正在不断寻找应对之策。也因为旱涝和台风等极端天气的影响，包括中国在内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发展也因此成为了人们在新十年伊始关注的焦点。日前，新快报记者飞赴联合国粮农组织在意大利罗马的总部，就发展中国家如何应对粮食危机等问题采访了该组织的副总干事何昌垂博士。

　　1 关于“粮食危机” 北非动荡高粮价并非主因

　　新快报：有关粮食危机的新闻近来见诸全球报端，您认为导致粮价快速上涨有哪些因素？解决这一危机的未来出路在哪？

　　何昌垂：首先我想说明，从我们粮农组织的研究来看，我们并不把当前的情况定义为粮食危机。

　　我们目前确实正面临粮价高涨的现象，在过去8个月中一直波动性上涨，一些谷物的价格甚至涨了80%。也虽然3月份数据显示粮价指标有所回落，但是和去年同期相比，绝对价格还是上涨了，现在的小麦价格比去年6月份高了60%。由此来看，高粮价是事实，粮价波动厉害也是事实，而且这种情况我们估计还会持续，高粮价和粮价波动的情况在2011年无法解决。我们对此要有心理准备。不过有一点利好的消息是，俄罗斯和中亚等的小麦产出大国已经提高了种植计划，产量估计有3.2%的增幅。现在世界粮食的基本面很不错，库存也有，所以现在的情况只能说是粮食安全问题。

　　今年年初，中东和北非国家出现社会动荡，有人把这个现象归结为粮价问题，实际上事情比较复杂。中东的动荡原因很多，这些国家官方操纵的物价上涨也给这些国家的社会带来了不安定的因素；粮食不安全往往只是其中一个出发点，粮食价格过高只能说是其中的一个诱因，而不是根源。不能把这些国家的动荡简单地归结到高粮价身上。在2007年和2008年，诸如海地等一些国家的政府因为粮价问题而直接垮台的，那才能叫做“危机”。

　　其次，谈到粮食高价的原因，其中的因素很多，也很复杂。第一，去年非旱即涝的天气因素，诸如澳大利亚和俄罗斯等主要产粮国就是受到了这样的影响；第二，生物能源的开发，美国有1/3的谷物用于了生物能源的生产，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第三，由于产量的降低，有些国家采取了一些不合时宜的粮食出口限制措施，从而引起市场的连锁反应，提高了人们对实际需求增加的预期，从而出现诸如抢购等之类的现象。最后，包括石油等化石能源价格的上涨也是原因之一，这不但提高了农药化肥等石化副产品的生产成本，也增加了农产品的物流运输成本。

　　2 关于食品安全 日本核辐射影响尚不算大

　　新快报：除了粮食安全之外，人们还非常关心食品安全问题。您认为各国政府在维护人们健康权的过程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何昌垂：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曾共同制定了国际食品安全法典，旨在规范各种检验标准和，推广相关检验技术。为所有会员国所遵循，具体实施和能力建设则分由各国政府牵头。

　　也正是经过这样的努力，全球对食品安全的检验技术越来越先进，手段也比以前多了，这也因此有了更多违反食品安全规范的事件的报道。对此，我们可以这么来理解，并不是说食品安全越来越严重，而是随着技术进步和检验体制的日趋健全，我们所能够发现的相关问题越来越多了，而且资讯的发达也会让这些问题变得家喻户晓。由于关注自身健康，人们也可以更好对食品安全进行监督。

　　于政府而言，应该加强对食品安全防范和检验的能力建设，不断加强相关法律的执行程度，同时确保食品从田土到饭桌整个链条的跟踪和监督，因为食品生产的每个环节都有可能出现问题，如种植过程中的过量施药，运输过程中的污染暴露和加工过程中掺入添加剂等等，对整个链条的管控才能实现真正的食品安全。

　　同时，政府也不要忘记对相关问题的宣传。

　　新快报：对于最近日本核泄漏造成的食品污染问题，粮农组织有何应对措施？

　　何昌垂：日本的问题确实引起了全球的关注，粮农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和世卫组织，都曾联合成立专门的工作组赴日，通过采样和调查，给日方提供相关方面的专业意见。日本目前遇到的比较大的困难，在于核废水的排放，这导致该国多个粮食产区出产的粮食受到污染而无法上市。

　　总体而言，日本主要是一个食品进口国，他们出口的粮食在世界粮食市场上只占很小的份额。我们也注意到了对于日本出口其他国家的食品，进口国加强了检疫检验，这也可以理解。不管怎样，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接到出现大宗辐射超过饮食安全标准的食品进入国际市场的个案，也没有由此造成的相关事故的记录。

　　3 关于粮食战略 发展中国家必须增大投入

　　新快报：在全球化的今天，一国的粮食歉收往往会影响到多个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抗风险能力尤其脆弱，为了防止发达国家通过粮食控制对发展中国家提出关乎国家利益的附加条件，发展中国家需要采取什么措施？

　　何昌垂：现在提出来的有主权的粮食安全就是这个道理，有些发展中国家还为此制定了相关政策，通过足够的农业投入，来防止灾难、战争和其他政治因素带来的动荡。

　　在这里，我尤其要指出的就是，农业投入至关重要。粮农组织曾呼吁全球发展中国家至少要向农业拨出10%的年度预算，而很多非洲国家甚至不到5%。

　　除此之外，发达国家也有其道义责任，帮助发展中国家是他们的责任，他们曾承诺给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要达到GDP的1.7%，但是很少发达国家做到这点。为何发达国家能够拿出几千亿美元来补助他们的农民，而不能拿出一两百亿来兑现承诺，帮助发展中国家呢？这就说明问题。尽管他们财务有困难，经历了金融危机，但这是一种国际义务（是必须由发达国家承担的）。

　　与此同时，为什么现在的农业老出问题，而且问题不小，是因为最近三四年全球对农业投入不断下降的累积因素造成的，在这其中，中国是个特例。国际援助对农业的投入也在下降，上个世纪80年代，在全球总投入中，农业投入占20%，而现在只有5%。

　　所以，要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一方面要求发展中国家政府加强对农业的重视，增加对农业的投资；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也有义务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农业，降低发展中国家对海外援助的依赖。这是最为重要的，也是我在这个问题上不断强调的。

　　4 关于中国发展 必须保住耕地面积底限

　　新快报：发放农业补贴和放开粮价，您认为那一种方法更能从根本上有益于中国农业未来的健康发展？

　　何昌垂：将粮价提高到一定程度应该说对农民的积极性是有一定帮助的，因为徘徊于低位的粮价会让面临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农民入不敷出，从而让其丧失种地的积极性。

　　在严格意义上来说，粮价上调更应该是市场作用之使然，因为中国现在已经是市场经济，供需和价格同样互相作用。问题是，对于补贴，就连发达国家都大手笔补贴农业，要不允许发展中国家补贴农业，这就很不公平，更何况中国生产的粮食更多是满足内需，而不是售往国际市场。谈到补贴，中国政府是根据农民实际种粮的多少来进行补贴，这在一定时期内还是有效的，也有必要的，但这也并非未来农业发展的唯一出路。

　　西方国家之所以大力补贴农民，是因为他们是粮食出口国，想占据更大的国际市场份额，有政治因素的考虑，这也是为什么发达国家每天的补贴额高达10亿美元的原因所在。如此一来，低补贴的发展中国家和高补贴的发达国家更像是瘦弱者和相扑选手同台打擂，结果可想而知。

　　总结一下，也就是，中国的粮价有一定的调涨空间，让农民尝到种地的甜头；另一方面，根据生产资料涨跌调整补贴额度也是正常的。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国家，为了保持粮食供应的持续性，宏观调控非常有必要，所以短期内要完全放开粮价可能性不大。

　　新快报：相比于其他国家，中国的情况非常特殊。一方面，人口基数大；另一方面，可耕土地不足，这对矛盾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加速过程中尤为突出，对于这对矛盾的解决，您有什么建议？

　　何昌垂：虽然这对矛盾确实存在，但是耕地总面积是有底限的，中国政府要保住的底限是19亿亩，而且这个政策必须严格执行。

　　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建房用到的多是好地，而且高尔夫球场等休闲娱乐场所的建设也占用了不少耕地，听说政府现在规定：用了一亩地，当事人也必须开垦同样面积的土地，以此确保底限不变。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在城市化过程中，占用一定的土地难以避免，但是我们也要制定长远的战略，在确保总体土地面积的同时，要确保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因为在过去的几次金融危机当中，农业对于经济复苏的作用都起到了很大作用，泰国就是如此。在金融危机造成的城市化发展停滞的时候，不少农民回乡种地，为经济复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若是连土地都没有了，谈发展就会变得很虚。

　　5 关于“中国势力” 期待更多优秀人才加入

　　新快报：您曾先后在中科院和原国家科委等部门任职多年，对国内情况有较深了解，您认为这样的经历对你任职FAO有哪些帮助？

　　何昌垂：作为副总干事，要求要有联合国地方运营的工作经验，又必须有对总部的技术合作，人事、财务、信息和合作等负全面责任，而我之前在国内既从事过研究工作，也从事过管理工作，给我现在的任职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尤其是科技管理的开发和应用，对现在关注的粮食和农业安全，从政策和运作层面帮助不少。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农业国家，用占世界9%的土地养活了全世界22%的人口，这本身就是成功，再加上中国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即政策上的成功等，这些都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中国很多经验都是值得全球其他国家借鉴的。

　　新快报：作为中国60多年来首位担任该职的人，你很是值得我们骄傲，那在联合国粮农组织当中，又有多少中国人呢？

　　何昌垂：粮农组织在全球130多个国家都有代表和多学科队伍，共有六千多人。在联合国粮农组织任职的中国人不多，全球只有十三四个。

　　新快报：您刚才说过中国是农业大国，但是在这个权威组织任职的中国人又少得不成比例，这又如何说得过去呢？

　　何昌垂：（笑）就拿在罗马总部的人员分布来说，这里是有按国家不同，而有一定的职员分配，并根据人口等进行决定，会费的多少更为主要，中国现在的会费占3.1%左右，而美国占22%，日本占16%。

　　再者，即便没有受到会费所限，我们还有“低编”的问题。虽然我们可以在粮农组织安排32名职员，但是现在连一半都不到。

　　新快报：和在世行任职的林毅夫以及在世卫组织任职的陈冯富珍一样，国内媒体将你们称之为是国际组织中的“中国新势力”，您怎样看待未来十年“中国势力”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发展？

　　何昌垂：任职人数会有很大程度的增长。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中国正在与世界融合；其次，中国也有这样的需求，让更多人才在国际上发出中国的声音；第三，实际的条件也已经有了，那就是会费正在不断增加，这也意味着中国人在国际组织中的名额会增加；最后，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人才辈出，有了这样的准备。

　　虽然如此，在中国声音越来越大的时候，对于联合国组织当中高层职位的任职，我们还当再做争取，因为现在的高层职位已经从过去的政治考虑变成了综合考量。

　　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人才的战略储备之外，我们还应有宽广的国际视野，要有全球眼光，秉持在全球发挥中国作用的信念；除此之外，也要创造机会，鼓励有专业背景、相关管理经验和语言掌握程度的人才去加入国际性组织。

　　在中国，我们有相应的部门对口联合国组织，他们的信息比较多，对联合国组织的人事信息了解比较充分，且希望懂他们需求的人去参加这方面的工作，这也因此使得有的部门在人才考量的时候限制在了内部。由此说来，我希望他们能够不拘一格降人才，更多从技术方面做思量，而非囿于行政部门。比如说，要选取在粮农组织任职的中国官员，除了农业部之外，来自农科院、科学院和相关教育部门等的人才都可以考虑进来，因为只要进入了粮农组织，大家都会为农业服务，为粮食安全服务，不都是你的人吗？从这点来说，推荐在世卫和教科文组织任职的人员也并非一定得选自卫生部门和教育部门。

　　预测

　　到2050年农业平均产量必须提高70%

　　十年内尚无须依赖转基因技术

　　新快报：包括中国在内，全球很多国家都对转基因食品避而远之，认为有损人体健康，您对此有何看法，或者说转基因技术能成为未来解决粮食问题的有效途径吗？

　　何昌垂：从目前来看，如果将现在的技术和资源利用和搭配好，人类在未来十年可以不需要用到转基因技术，同样能够实现联合国千年目标中饥饿人口减半的目标。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一些转基因技术能够提高产量，减少病虫害，从长远来看，其潜力也确实存在。现在唯一的问题就在于，推广转基因食品应该经过严格的科学论证，逐例研究其对环境和健康的影响，特别是在推向市场和播种之前，对每一种产品进行评鉴。当然最终的决定权在政府，由每个主权国家自己决定。新快报：对于未来农业的发展，您有什么展望？

　　何昌垂：全球人口将在2050年增至90亿左右（现为60多亿），为了满足如此庞大人口对食品需求和适应食品结构的改变，全球粮食的平均产量必须在现有基础上提高70%。如果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更是要翻一番。而面临现在农业生产受气候变化影响的问题，要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增加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水利开发和粮食品种改良等的投资最为关键，除此再无其他途径可走。其中如何改良农业品种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在提高产量的同时减少生产过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非常值得重视和研究。

　　总的说来，增加农业投资是不会后悔的，像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尤其如此。

来源:新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