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4年中国出现私营公司开始，民营经济正式登上历史舞台走过了28个年头。2002年后，中国开始成为世界工厂，民营经济更是遇到了改革政策、入世等各种红利带来的黄金十年。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在市场与政策之间不断寻求平衡，这十年来，民营经济在中国大地上已经遍地开花并已繁花似锦。
然而，由于地理位置优势不均，政策扶持力度各有不同，民营经济在中国各个区域的发展仍然还不均衡，甚至还可以说存在着巨大差距。
民企500强仍是东强西弱
根据国家统计局一份数据显示，2001年末我国西部地区拥有私营企业14万家，占全国的10.6%，而同期东部地区拥有私营企业95.3万家，占全国的72%，其中拥有私企数量名列全国前5位的依次是：江苏、浙江、广东、上海、北京，五省(市)拥有私营企业65.8万家，占全国的一半。而私营企业的实收资本总额，最多的5个省份平均为1340亿元，最少的5个省份平均不足60亿元，广东一个省私营企业的实收资本比整个西部地区还多。
根据今年8月由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12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2012年民企500强入选门槛再创新高，达65.69亿元;2002年，这一入围条件只是1.2亿元。这50多倍的增长数据无疑是对民营经济十年发展的最好诠释。
在这份榜单中记者发现，东部地区民营企业入围数量达392家，其中，浙江占142家，江苏占108家。占绝对优势。中部地区民营企业入围数量58家，而西部地区入围企业仅为50家，”东强西弱“的格局仍然清晰可见。据资料显示，2002年的入围企业同样以东部沿海地区为多，中西部只占23%。
2002年的数据显示，山东、江苏、广东和浙江4省民营工业产值合计占全国民营工业产值的一半以上，而这4个省恰好是中国经济最为发达与活跃的地区。2012年初，浙江民营经济占生产总值62.1%。很多经济学界人士做过研究，地区经济发展与民营经济发展成高度正相关性。
企业迁移与聚集效应
我们不难发现，一些大企业往往诞生于小城市。这是由创业初期的成本较低、政策优惠等很多因素决定的，当企业不断壮大，这些企业发现，如果继续偏居中小城市，其发展的瓶颈逐渐暴露。例如，交通的落后、信息的闭塞、高素质人力资源的缺乏以及进一步筹资遇到困难等等。
当年，东方希望集团将总部迁往上海，刘永行说：“要做成一个全国性的集团公司，我认为首先要解决交通问题。东方希望总部迁到上海后，感觉坐飞机就像坐公交车，不用预订，临时就可买到机票，甚至5分钟前赶到也能买到。”2003年年初，吉利集团迁到杭州，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从2015年800亿元产销量的目标看，吉利面临着快速发展急需大量资金的问题，迁到杭州背靠省政府，浙江省政府很有可能会成为吉利在国内上市以及与省内外银行合作的坚强后盾。事实也果真如此。在吉利迁移仪式上，有包括浙江省市人民银行、工商银行(601398,股吧)、建设银行(601939,股吧)和上海银行等12家银行的高层领导出席。显然，两家企业的迁移就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前者强调上海的交通优势，后者强调杭州的资本优势，这些正是企业迁移之前的瓶颈。
随着经济的发展、分工的深化以及市场需求的多变和多样化，企业生产系统出现分离。在这种情况下，具有便捷的交易条件的区域会对新生企业和外部企业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因为便捷的交易条件意味着基础设施较完善、产业配套、集中且传播迅速，支撑机构和服务体系健全。
营造更好的市场环境
2006年开始，广东省民营经济实现增加值10396.5亿元，占全省GDP的40%。2012年，广东民营经济占GDP45%，之前外资、国营、民营经济“三分天下”的鼎立之势，已被发展迅猛的民营经济阵营悄然打破。外省和广东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到第二、三产业就业的，80%以上在民营经济中就业。
人们常说，“民营经济看浙江”。政府相对宽松的管理，为浙江经济制度变迁营造了良好的环境。浙江的特点是人多地少，国有企业少，国家投资少，这就迫使广大人民群众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经济。因此，投资少、见效快、效益好的个体、私营经济在浙江得到迅速发展。浙江市场经济一路跃进的历史，即是民营经济越发活跃的历史。数字是最枯燥无味的，但数字又是最有说服力的。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由一个经济小省发展成为经济大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营经济发展得早、发展得快。在部分经济学家的眼中，温州经济的兴衰甚至与市场经济的兴衰挂钩;也如吴敬琏所言，中国的未来是一个“好的市场经济”，抑是一个“有问题的市场经济”，这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而浙江无疑是个样本。
相反，对于西部一直是中国经济的短板这一问题，很多专业人士总结分析了原因。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在西部经济中比重过大，抑制了民营经济的发展，难以培育有竞争实力的市场竞争主体，是西部地区经济缺乏活力主要制约因素之一。
人们也常用“玻璃门”来形容民营企业的发展环境。理论上，国家在行业准入方面为民企敞开了大门，但是在一些实际的政策享受方面却只是“看得见摸不着”。破除体制性障碍，寻求公平竞争的机会，打破“玻璃门”，是民营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来源:中华工商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