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薪多少会让你在相应的城市生活不惶恐?”一项调查显示，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需9000元左右，而成都、大连等二线城市则在5000元上下浮动。这个结果引发网上网下的热议，不少人甚至已觉得自己沦为“惶恐族”，因为达不到这个收入数字的大有人在。

　　“惶恐”是对生活的一种焦虑，相对微薄的收入让他们的生活多了一份不安心。或还房贷，或交房租，或交水电费，或购衣，或孝敬父母，或人情往来，一个月算下来，一旦捉襟见肘，日子想要舒心，想要幸福感，只怕也难。

　　实事求是地讲，过日子难免有人会入不敷出，或过得很拮据，因而对日子“惶恐”的人，总是有的。然而，当一个城市里“惶恐族”占驻了相当部分时，却也折射出这个城市的无情，表明城市只求“挤出效应”，而忽略了不同群体的适意生存。

　　现在的大城市，尤其是一些特大城市，其发展的价值取向，乃是通过经济杠杆，提高生活成本，发挥“挤出效应”，也就是把一些低收入人群挤出城市，实现城市人口的均衡合理，避免人口爆炸。然而，当这种讲求太过，却既不符合“让城市生活更美好”的人居理念，也会产生诸多现实问题。

　　放眼世界，一流的城市并不意味着只有高收入阶层。倘若有，那么这种城市人口结构的失衡，最终必然会导致城市部分功能的丧失，以致与一流城市无缘。城市越发展，越应当适合不同收入群体的生存。也就是说，不同收入群体，都应当也能够在大城市里找到生存的空间，才有利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这里的关键是，其收入，应当与其劳动价值与生活成本相匹配，而不能是一流的生活成本、二流的劳动、三流的收入，如果出现这种错位，“惶恐族”就会呈现增多之势。

　　城市的“挤出效应”，会触发一些群体的“自觉逃离”，这是必然而正常的反应。但是，当上述错位过大，劳动所得很难与劳动价值和收入匹配时，相当群体的逃离，会损伤城市的品质。说白了，就是城市需要一类人干活，却只支付低工资，让其承担高生活成本，其结果必然导致这类活没人干。而留下的两类群体，一个就是不得不精打细算的“惶恐族”，一个则是都市贫民窟群体。

　　“惶恐族”往往游离在留下或逃离的边缘，他们处于生活的焦虑之中，生活品质下降，幸福指数不高。他们要想在城市里把日子过下去，就得想法儿省钱。

　　为城市发展作出贡献的人，有获得在城市惬意生存的权利。现代化的都市，应当着眼于提升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从制度上减少“惶恐族”现象。从根本上说，惟有提高收入，使其与付出的劳动价值相匹配，最终才可能达到与生活成本相适应的良性状态。如是，过日子“惶恐”者或有，但不会成群成患。

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