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贵州瓮安县县委书记沙先贵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瓮安事件”最大症结在于民生欠账太多，对群众权益长期忽视，导致问题扎堆、民怨累积，最终一发不可收拾。在新形势下，管、控、压等传统社会管理手段渐失作用。最根本的、也是最有效的方法，是通过维权来实现维稳(10月18日《人民日报》)。

　　有“瓮安事件”切身之痛的瓮安主政者，通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终于把维权和维稳的辩证关系摆正了。正如瓮安方面从通过维权来实现维稳的成功实践得出的最大体会，“从重政府安排向重社会参与转变，从重管理控制向重协商协调转变，维权不仅能够维稳，而且可以创生和谐稳定因素，是实现长治久安的根本途径。”

　　不可否认，稳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但是，所谓稳定，是要为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创造一个好的社会环境。也就是说，维稳是手段而非目的，不是为了维稳而维稳。一些地方之所以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怪圈难以自拔，究其根源是因为在这些地方维稳已经从手段异化为目的。换言之，在一些地方，因为理念的错乱，已经忘记了维稳的目的所在。

　　近年来，一些地方群体性事件进入高发多发期，由此导致地方维稳的压力与日俱增，在维稳方面投入了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是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与一些地方只注重表面的稳定，对所谓“不稳定因素”产生的内在原因没有深究或者不愿意深究有很大关系。事实上，当前很多成为“不稳定因素”的群体性事件，都不是当事人有意制造“不稳定因素”，而是当事人正当诉求长期处于无从表达或无处表达的尴尬境地。

　　设身处地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一个人的正当权益受到侵犯，且正当的诉求长期不能通过正常的制度途径得以解决，他的情绪和行为能稳定吗?这种情况下，更应该关注的，不是当事人可能表现出来的“不稳定因素”，而是如何消除当事人可能产生“不稳定因素”的根源。事实上，一旦政府部门能及时意识到可能引发“不稳定因素”的根源性问题，让负有法定职责的公职人员时时处处感受到“被问责”的压力，可能引发“不稳定因素”的根源性问题就不难解决。当事人的权益能够得到有效保障，谁还会无事生非地去制造“不稳定因素”?

　　无数地方的实践已经证明，没有有效维权作为基础的维稳，注定只能营造出一种“稳定幻象”，而这样的稳定有时候脆弱得不堪一击，甚至一个看起来没有任何不稳定风险的小事件，都可能像蝴蝶效应一样引发一场群体性事件的轩然大波。因此，脱离维权去谈维稳，甚至将维权和维稳对立起来，其结果就是在制造更大的“不稳定因素”。

来源:网易体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