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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末的一个黄昏，记者的手机铃声突然响起，电话那头，说话的声音断断续续，是一位喘得厉害又急于向记者求助的老人。他说，他们那里有20余人都得了尘肺病，多年来一直没有得到政策方面的照顾，让记者快去采访。那里的尘肺病人中，已有9人先后去世了，而活着的这些人，严重者也可能熬不过这个冬天。

　　尘肺病，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字眼。在辽宁东部的大山深处，真的还存在着这样一群无人照管的尘肺病人吗？带着些许怀疑，记者决定走进他们的生活……

　　高传修：恨不得剖胸呼吸

　　迎着深秋的阳光，车子行驶在沈阳去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的山路上。路的两侧，夏日的翠绿已被秋霜染成了金黄，寒秋的景色是迷人的，但它也代表着衰亡。

　　给记者打电话的人名叫高传修。听说记者去采访，高传修早早就坐在村外的桥头静静等候。他今年62岁了，是2000年查出来的尘肺病，当时只有48岁。

　　高传修家的房子是得病前盖的，屋子很简单，墙面还是水泥的原色。他说，房子还没有盖完时，自己查出得了尘肺病，所以墙面连白灰也没刷。他家的院子很小，所有空间全种粮食和蔬菜了，因为他们这里地太少，平均一口人只有一亩多点，而高传修曾是矿上工人，村里不给分地。

　　记者进院不久，高传修的老伴背个袋子走进院来，袋子里是她用近一天的时间，在别人家收完的地里拣的玉米。记者粗略地算了一下，袋子里大大小小共50多棒。她叫管庆素，今年61岁了。

　　听说记者是来采访高传修的尘肺病的，管庆素坐在门口的台阶上一言不发。当问到她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她的泪水再也忍不住了：“十多年了，他什么活也干不了，那时两个孩子还小，家里所有的活全是我的事。”她用满是老茧的手擦了一下眼泪，“唉，不说了！这些年哪，自己背着孩子和老伴哭过不知道多少回了，现在不想哭了，哭也没有用啊。”她边说边收拾拣回来的玉米，“我拣这东西可不是喂鸡的，是人吃的，这些磨成小碴子，能吃好几顿呢！”

　　今年69岁的姜国庆是在1994年查出尘肺病的，在这些尘肺病人当中，他虽然是四级，但身体看来还可以，不像高传修那样，走个几十米就得坐下来喘一会。姜国庆与高传修是多年好友，这会儿到高传修家来，一是看看老朋友，二是也想向记者诉诉他的苦水。在记者面前，两位老者旁若无人一般，回忆着当年在矿上井下采煤时的情景。

　　两人都没有上过学，当年从部队转业后，就来到新宾县的小四平国有煤矿上班，他们的工种都是井下掘进工。“那个时候，一天只管干活，要产量，唯一的防护措施就是脖子上的手巾，煤烟太大了，呛得受不了了，才把手巾放在嘴前挡一下，这样一干就是十几年啊！”当掘进工时，他们还得过很多荣誉，受到过多次表彰，因为他们干得快，每月采出来的煤多，“那时真傻呀，现在身体完了，后悔也没有用喽！”

　　说话间，院外传来一阵嘈杂声，原来不知什么时候来了一帮人，或站或坐开始打扑克。这些人都是大四平镇的尘肺病患者，他们因为同病相怜，定时不定时地要聚一下。他们说：“说不定哪天一口气上不来人就没了，常聚聚，看一眼少一眼。”

　　高传修与前来的人一一打招呼，可招呼还没打完，他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眼泪伴着鼻涕，整个人顺着墙瘫了下去，张大着嘴，一口一口不停地喘着。喘了一会，他说：“这还没有到晚上，晚上更厉害了，有时我真恨不得把胸剖开，觉得那样才能喘过来气。”

　　【编者按】

　　尘肺病终将成为历史

　　今年6月24日，国家卫计委公布了2013年职业病报告情况：新增尘肺病23152例，较2012年减少1054例；而2012年尘肺病24206例，比2011年减少2195例。

　　可见，新增病例在逐年递减，这与有关部门的不懈努力是分不开的。包括辽宁在内，各地都在积极转变生产方式，努力实现经济的“绿色转型”。为尽早对职业病患者提供诊断和治疗，国家卫计委着力加强职业病诊断鉴定的技术力量，2012年，全国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和职业病诊断机构分别达到3077家和562家。

　　社会各界也都在关注着尘肺病人的救助问题。今年7月5日，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大爱清尘”基金在北京发布了《中国尘肺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2014）》，从立法、政府及监管部门和用人单位三个角度形成政策建议。在全国“两会”上，多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呼吁政府采取综合措施，并设立基金救助尘肺病农民工。

　　事实上，已经有部分地区进行了尘肺患者救助的积极尝试，如云南水富将尘肺病纳入新农合；贵州仁怀将尘肺病患者纳入低保给予生活救助；湖北十堰将尘肺病患者纳入大病救助对象等。尽管地方政府在尘肺病救助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由于尘肺病高发地大多属贫困地区，地方政府财力有限，难以承担全部救助责任。全国人大代表、长沙医学院院长何彬生建议，在推广地方经验的同时，还需中央政府统筹考虑，尽快出台更高层面的尘肺病救助政策，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尘肺病将成为过去，而全社会实现的“健康红利”，能够驱散笼罩现有尘肺病患者的阴霾。

　　于学生：怕熬不过这个冬天

　　采访时，高传修和姜国庆告诉记者，就在山那边，还有一位同高传修一样，都是尘肺三级的于学生，他今年春天时，差一点就没了，家里人把他的后事都准备好了。

　　到于学生家时，天已暗了下来。此时，59岁的于学生坐在炕上一口接一口地喘着，老伴孙艳凤正往他嘴塞各种药，身边“养阴清肺丸”、“速效救心丸”等应急药一一俱全。于学生已无法对记者讲话，孙艳凤说：“这不，又到换季的时候了。一到这个时候病就重了，今年春天差一点就死在医院里。”她一边为老伴捶着背，一边向记者诉苦：“这病十多年了，一年光吃药就得一万多，要是再住几次院，就得两万三万的，现在借钱早都没人敢借了，外面还欠了好几万，这可熬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说到此，孙艳凤的眼泪不停地流下来。

　　十几年前，于学生的大哥、二哥同他一样，都是小四平矿的工人。大哥与弟弟们不同，有点文化，是在矿上面开车的，而他与二哥没念几天书，就一起在井下干掘进工。2003年，他与二哥同时查出了尘肺病，同是三级。2008年1月，二哥于学林走完了在这个世上的55个年头，晚上跪在家中的炕上离开了这个世界。而近70岁的大哥，身体却很硬朗。

　　于学生喘息着告诉记者，他是亲眼看见二哥在极度痛苦中死去的，扔下妻子和正在上学的孩子。他说自己也活不了多久了，春天没死成，今年冬天也是个关口，病一年比一年重，冬天从来不敢出屋，大小便全在屋里。

　　采访完于学生，已是晚上八点多钟，记者又返回到高传修家中，想看看他晚上的情况。

　　夜色中，高传修家的院子很静，屋内一束不算亮的灯光透过窗子，照在晾晒在院中的金色玉米上。屋内，高传修身上盖着被，头埋在胸前，跪在炕上不停地咳嗽着。记者静静地站在窗外，他阵阵的哮喘声听得十分清晰，管庆素一手拿着药一手还在为他捶着背，他的身边，还放着夜间大小便用的壶。

　　灯光忽然灭了，院子里一片漆黑，可高传修的喘息声似乎更大了。因为尘肺病末期患者只能跪在床上，不能平躺，否则会窒息而亡。跪着，是大多数尘肺病人离世的最后姿势。

　　悄悄地离开这个院子，记者还记得在傍晚离开他们夫妻时的那一幕：管庆素搀扶高传修，沿着家门口的林荫小道慢慢地向远处走去。夕阳下，两个背影渐渐变成了黑色，片片落叶从他们身上滚落。

　　家中人：不敢听到男人咳嗽

　　第二次走进大四平镇时，天上正飘着小雨，这淅淅沥沥的秋雨给人的心情又平添几分压抑。

　　拖着沉重的脚步，高传修出门迎接记者，可是他刚刚走到院子大门口，整个人又瘫在地上，一阵剧烈的咳嗽后，泪水与鼻涕布满了那张灰色的脸，后院邻居孙喜玲急忙走过来想搀扶他一下，高传修不断地向她摆着手，孙喜玲蹲在他跟前，看着他被折磨的样子，转过脸去，泣不成声。

　　孙喜玲是高传修多年的老邻居，今年55岁，他的丈夫于海森三年前因尘肺病去世，去世时年仅53岁。

　　提起丈夫从得病到去世这么多年，孙喜玲的哭声在几十米外都能听到。“得病的这些年，我是怎么过来的，现在想都不敢想。一到晚上，他喘不上气来时，那憋得嚎嚎地叫啊，那时真想把他的病放在我身上……”于海森去世时，小孙女刚刚三岁。在他家的院子里，今年已六岁的孩子欢蹦乱跳地独自玩着。问起爷爷，孩子说是“去天上享福去了”，这是奶奶教她的话。

　　王玲今年61岁了，丈夫于学林去世时她54岁，是孙喜玲的哭声将她引到了这里。她劝孙喜玲说：“人走了，我们都解脱了，还哭什么呢？”可话说到此，她也哭了起来，她们的哭声，引得记者和身边的几个男人也都背过脸去不停地擦着眼睛。

　　王玲说：“我不怕你们笑话，那些年我实在熬不住了，家里准备了两种毒药，几次想自己和孩子、老伴一块喝了算了，不再遭这个罪了，可是最后还是没那个勇气。”

　　王玲如今在沈阳一家医院做护工，说一个月能挣两三千元，为的是还丈夫生前欠下的债，“这钱不想让孩子还，丈夫有病时，孩子挣钱全给他治病了，没过一天的好日子。”

　　咋解决：想得到一次性赔偿

　　通过几日的调查采访记者得知，在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大四平镇的20余位尘肺病患者中，虽然大都为三级和四级尘肺，但每年他们自己花去的医疗费用都在两三万元。这些人原来工作的单位是国企小四平煤矿，这个矿成立于1972年，在1997年改成股份制，而已死去与尚在人世的尘肺病人，大都是在改制之后被鉴定出尘肺病。

　　这些尘肺病人告诉记者，在他们被查出尘肺病之后，因为矿里当年没有为他们上工伤保险，所以他们不能如其他的尘肺病患者一样，得到国家政策中的工伤待遇，因为这钱是保险公司给拿的。在退休前，他们得到的是每月200元左右的生活费，其它如看病等，几乎就全得自己拿钱了，因此，他们这些病人家家债台高筑。

　　这些尘肺病患者认为，当时他们是在国有矿上班才得病的，可是，他们这些年来，不停地在找相关部门，总说给解决，但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沈阳一家职业病医院的医生告诉记者，尘肺病是肺纤维化一种很严重的肺部疾病，早期表现并不明显，有的潜伏期能达到20年之久。这个病早期运动时会呈现呼吸困难，患者通常会以为是劳累过度所引起的，略微歇息就能减轻，这样就会把病况一拖再拖，到表现非常明显时就已经很晚了，该疾病死亡率非常高，目前还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

　　据媒体公开报道，每年尘肺病给国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80亿元。得了这种病，国家相关政策是如何规定的呢？

　　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高强律师告诉记者，目前国家的政策是：先确立劳动关系，也就是说这个病是为谁干活得的，为谁干活谁就得管到死。赔付分一次性赔付和分期赔付两种，一次性赔付就要与企业和政府协商，一般不会太多，国内有先例的是十几万到几十万不等，而分期赔付就是按月赔付，这个要和尘肺病的“级”挂钩，级越高，病就越重，得到的就越多，如尘肺一级每年最高可得五万元，活二十年可得一百万元，而三级或四级得到的要少得多。拿高传修尘肺病三级为例，他每月除正常的退休金之外，还应得到辽宁省人均工资的80%，2000多元的工伤补助。

　　采访中，高传修他们只想得到一次性赔偿，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能活多久。但是他们为什么没有得到赔偿呢？

　　采访中，早已改制的煤矿方面告诉记者，他们这些人是在老国有煤矿得的病，现在的矿已非老矿，他们并没有责任负担这些。

　　经过一系列采访，最后，解答此问题的“钥匙”落在了新宾县国有资产管理局身上。对方告诉记者，他们已经尽自己能力，为这些患者上了医疗保险，虽然在国家医保政策中，这种职业病是不在医保之列的，但现在只能做到这些，至于患者想要得到一次性或按月的赔偿问题，要等到老国矿资产清算完之后再说，至于什么时候清算完成，对方并没有时间表。

　　高传修等人告诉记者，去年，他们一些人是给上了医疗保险，但也有几个人没有与县国资局签订这个合同，因这个合同在签订时，还有其它一些附加条件，如“放弃目前的小药待遇”，他们这些病人，按不同等级，原来矿上医院每月还有70元到200元不等的免费药品可以领取，而上了这个医保之后，小药待遇没有了，有病住院时，尘肺病这一块医保是不管的，能报销的只是尘肺之外的病，所以有人根本就没签这个合同，宁可大病自己花钱。

　　尘肺病已经让这个镇里的9个男人被折磨致死，余下的20多人仍在与病魔做着斗争。我们能为他们做点什么呢？记者采访后，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时代商报记者 孙学友文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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