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云南省最具知名度的经济学家之一，全国政协委员、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杨先明一直积极参加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组织的调研，他希望通过调研能够对现实的经济运行有更深入的理解，也有助于将各地的经验和教训带回西部地区。近日，在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推进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促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调研途中，本报记者就当前经济形势与对策采访了杨先明。

　　三年来中国经济增速首度低于8，杨先明认为，经济下行并不意味中国经济到了拐点，在全球经济普遍萧条之际，我国经济也很难长期保持一枝独秀，国人不能总是习惯于经济上行，出现周期性波动是一种正常状态，我们要逐步适应经济增速进入中速阶段。即便是7的增长速度，我们仍然是全球最高的增长率。

　　对于中央一再提出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的要求，杨先明深有感触，“我们经常是增长的紧迫性大于结构调整的必要性。”杨先明表示，“当前应该对结构调整给予更多关注，不抓住增长放慢的宏观环境来调结构，我们将丧失更多机会。”不过，杨先明也指出，结构调整不仅需要宏观层面的政策举措，还需要有体制机制的支撑，目前，经济结构调整缺乏内在机制，政府官员最关心的指标是GDP和财政收入，如果不能改变GDP导向的增长模式，大家都只关心GDP的总量和速度，这样的社会环境很难真正做到结构调整。保GDP增长有内在体制冲动，结构调整则需要内在机制的构建。结构是供给和需求的联结点，实现结构调整，其实将为更为长期的稳定增长奠定基础。

　　至于调结构的良机，杨先明认为，在顺境中调还是逆境中调是两种调法，如果能在顺境中调整固然好，但逆境中调结构动真格的东西会更多，这是一种倒逼的结构调整，不再是小打小闹锦上添花式的改进，可能出现”毁灭性的创新“，新的产品和产业往往在市场萧条时涌现。同时，市场萎缩引发的倒逼机制让企业为了生存不得不做出各种调整，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要发挥积极作用，不仅要支持企业对一些落后过剩的产能进行关停并转，还要对一些确实有市场需求和前景的产业进行大力扶持，推动其进行技术改造和提升竞争力。工业化与信息化的深度融合，是对我国传统产业最重要的结构调整方式，但关键是企业要具有积极性。“企业的生命线是利润，企业的创新和结构调整只可能服从企业自身的利润目标，如果通过购买技术可以获得利润，企业就不会冒创新的风险;企业的结构调整同样如此，结构调整也需要企业家有长远目光。”杨先明还认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很重要，其最大优势在于能够很长时间保持收益递增，但产业的形成需要技术积累和持续研发，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不仅要通过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结构的增量调整，还要关注存量的结构调整，工业领域作为结构调整的“主战场”，通过“两化”融合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其意义相当重要，任务也十分紧迫。所以形成有利于结构调整的政策组合十分必要。

　　不同于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杨先明认为，现今的市场信号相对清晰，尽管还存在很多不确定性，但是我国整体经济进入自我加强的收缩阶段的特征已经十分明显，宏观调控对我国地产的影响和欧债危机暴露的问题都已经充分显现，这为政府制定更有效政策提供了基本的参考背景。作为企业而言，要顺应周期的发展，压低产能，减少库存，保持现金流，同时要推进产业和产品的结构调整;对于政府而言，不能仅仅靠投资刺激经济，而且要抓住内外需求发生变化的时机来调整结构，要充分发挥长期执政的优势，用历史眼光追求长期目标，摒弃短期行为和盲目追求政绩，才能构建结构调整的机制和环境。

　　杨先明强调，我们要相信市场的力量，市场调节可以让价格回到均衡点，不同市场主体依据市场信号作出理性选择，政府过多介入反而会使信号扭曲，最终不能实现熨平经济波动的目标。曾经在云南富源县农村进行农户调查的杨先明告诉记者，他到当地农村看到农民养猪的规模很有讲究，数量要么不超过3头，要么就达到10几头，一问农民，才知道养1～3头猪可用田头地角的瓜菜和自有的饲料就能喂饱，超过3头以上就得到市场买饲料，不划算。而养10几头猪以上，购买的包谷饲料就可以先酿酒，包谷酒可以出售，酒糟可以喂猪，养猪成本反而下降了。其实农民的微观经济学用得比我们好。因此“政府没必要对微观经济大量干预。”杨先明表示，政府和企业、政府和市场、政府和土地这几大关系都需要在改革中重新理顺，如果企业离开政府就活不下去，那么企业生命力也是有限的，如果地方政府离开土地财政就不能维持，说明我们的财政体制需要改革，区域经济也有问题。好的经济体关键问题是自身能力，只有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拥有较强的竞争力，我国经济才能继续引领世界发展潮流。(陈建萍)

来源: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