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 城市化委员会战略咨询委员会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院长

　　你只看到个别老板和城里人搞的技术创新，但大批的熟练工人没有来源。

　　跟踪调查数据显示，每个农民工进城工作的年限是7-9 年。城里农民工的平均年龄32 岁，这是国家人口普查数据。城里没有熟练的工人，农村存在着一大批有打工经历的壮年劳力。这就叫农民工早退。农民工没有退出劳动，只是退出了城里的劳动，退回到了生产力低下的农业劳动力供给。这不是农民工参与不参与劳动力的问题，农民工仍然在参与，但自愿退出了城里的劳动力供给。因此，我们称它为农民工早退。

　　农民工退出工业或服务业，退回到农村，事实上是退回到低生产力的领域中去。农村的生产率那么低，不是因为农业技术不行，而是太多的人口堆积在那么小的土地上，怎么可能实现现代化呢?前提条件就是绝大多数的农民离开土地，才能搞家庭承包、集约经营。农民工早退以后，又回到了一亩三分地，降低了整个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因为农民工早退，即使工资正常增长，全国的劳动生产率和竞争力是下降的，这跟工资上涨过快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就全国而言，生产力出现倒退。前面说工资上涨过快，现在说的是技术进步速度下降。即使农民回去了，打一点小工，或开个小店铺，用学到的技能搞点东西，但总体技术进步仍然很慢。

　　农民工返乡，回到低技术水平的就业岗位，也回到了低收入就业里去。农民的收入基本是农民工的一半。因为他返乡了，收入减少了一半。这导致什么结果呢?导致收入差距扩大，或者是导致收入差距固化。10 多年前我们就说有2 亿多外来民工，现在还是2 亿多外来民工。我们没有增加工业化的劳动力。

　　十几年前有30% 多，现在仍有30% 多的农民工没有转移。社会结构固化了，收入差距也就固化了。总有70% 的劳动力在底层，要么农民，要么农民工，挣的是低收入。农民的收入又是农民工的一半，结构固化是最可怕的。因为不能推进城市化导致收入差距这个结构固化，无法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整体水平的提高而缓解，这相当于收入差距的拉大，时间长了特别容易积累社会矛盾。五年、十年有这么大的差距还可以，二十年、三十年还是这么大的差距，社会就没办法发展。拉美的教训就是这样，长期的社会差距导致了社会的不团结。

　　农民工不能在城里长久地安顿下来，就使得农民工没有长期发展自己的打算和动力。今天打工明天又换一个地方，想的是几年以后回去，盖房子、娶媳妇，反正在城里呆不下去，也不能提供保障，生了孩子还不能在城里接受教育，医疗、养老得不到保障，住房也没有。家里的大房子，每年只能当别墅住两天，乡村还在搞新农村运动，还在加大投入，有了新农保。一对比，农民工天天想着回去，都不愿意花钱以及投入精力去参加职业培训。即便是政府搞职业培训，他们都不见得愿意参加。就像过去，因为社保带不走，参加社保都没有动力。他也不能在一个岗位上坚持下去，知识积累的积极性也没有了。我们都知道产业老工人多么重要，他们有经验、有技术，而我们现在没有老工人。在岗的职工又没有动力去学习，没有动力积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就想着走，产业没有积累就不会有提升。现在一提产业提升就是转产，我不同意这个看法，我说产业提升还是搞这个产业，是需要产业技术的提高、生产率的提高。

　　你只看到个别老板和城里人搞的技术创新，但大批的熟练工人没有来源。当然，寄希望于技工教育，非常正确，我也一直鼓励职业教育、技工教育，但更重要的是“干中学”。经济学承认的外溢效益、知识积累，就是来自于“干中学”。所谓外溢效益理论的形成就是“干中学”这个例子，而我们现在没有这个过程。一方面是收入持续增长，另一方面技术进步的速度在下降。

　　(本文系根据作者在4月19日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等主办的第七届中国城市化国际峰会上发言整理而成。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来源:《小康•财智》